乾隆年间在土默特草原上已经有了两个城池“归化城”和“绥远城”其居民的构成情况是“归化城”以土默特蒙古王公为主，也是土默特旗所在地。其次是以“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三大号为首的晋商几大商号的店铺，各种小买卖人的产业，大，中，小不等的饭馆和卖艺人的居住所，山西乔家大院“复字号”也有分号在归化城。除了蒙古王公和几大商号之外，其他人都是贫苦的下层老百姓。
呼和浩特重新修复的大盛魁总号
绥远城是个屯兵的城池，住有绥远都统和绥远将军，他们都是朝廷命官，住在将军衙署内保卫深严，满清规定官员到外地赴任必须带家眷。这么多满八旗军人家属，绿营兵家属，家属蒙古八旗军人家属和蒙古官员家属，他们都享受朝廷俸禄衣食无愁，比起归化城里的贫苦百姓居民，他们就是一群特殊的贵族阶层。那些建绥远城时招募来的劳工，如果不回山西老家只能到归化城里居住或到农村务农成为“寄民”。
由于“大盛魁”的引领，归化城的骆驼买卖行业迅速壮大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当时归化城周边有很多桥，几乎都成了买卖牲畜的场所，有驼桥，羊桥，牛桥和草桥，当然还有马桥，只不过马匹作为军用品，不允许老百姓买卖。
时间很快到了康乾盛世，塞外再无战事，老百姓过着相对太平的生活，生活有所好转，响应的文艺生活也开始兴旺起来，不过那时艺人社会地位最低被贬称“戏子”。山西中路梆子在塞外非常盛行，延伸出来带有地方特色的曲艺“二人台”很受底层老百姓的欢迎，其中有一段唱词“咸丰年间山西闹灾荒，二姑舅捎来口信，塞外好收成……”这首台词很形象的说白了当时山西北部地区的社会背景，朝廷的苛捐杂税加上连年的灾荒，使得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辛，而那些“雁行人”从塞外多少能赚回一点现银，影响着生活无照落的农民开始走“西口”，已经生活在口外的“寄民”二姑舅写信或托人给老家的亲朋，拉引他们到塞外谋生活，这才是山西人真正走西口的开始，到了乾隆晚年和咸丰年间走西口再不需要任何朝廷的“照票”了，只有商人的货物过“杀虎口”时，户部设立的税吏照旧收取税银。
绥远城的兵丁需要吃粮食，军马需要草场，绥远官吏和军民的家属需要生活物资，朝廷无力支付这么庞大的开销，所需粮食只能转嫁给土默特蒙古人，生活物资靠“大盛魁”等商号晋商提供，以“大盛魁”为首的三大商号拉骆驼走“大圐圙”（蒙古国乌兰巴托）仍旧必须持有朝廷的“龙票”而且照旧有规定期限，沿途各个关卡收取的过路费逐年增加，这也是朝廷的一项税银来源。
粮食方面，原来从善岱要来的四百倾土地已经无法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绥远城官兵及家属的日常消耗，满八旗军人的马匹也需要专门的草场放养，于是绥远都统让土默特蒙古人每人每年必须缴纳五十担原粮，如果是带皮的粮食就交一百担。土默特蒙古人以游牧为主，粮食自己都不够吃，怎么可能再承担这么繁重的税赋呢？经过几十年土默特蒙古人欠清朝官税上千担粮食叫苦不迭。但朝廷的粮食必须缴纳，于是又把土默特蒙古人的草场划出上千倾作为军马场，顶替了部分粮食税银，仍旧欠朝廷纳粮税银无法兑现。山西来的“寄民”越来越多，其中少数有钱的山西人，大量的购置土地，最多的拥有土地上千倾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他们雇佣大批山西农民为其种植农作物，经过几代人辛勤劳作，至到解放时还有非常多的走西口后代，房屋一间，地无一垄，赤贫如洗，土改时被化为雇农。
土默特蒙古人在乾隆，咸丰年间继续过着放牧生活，只是被固定在土默川上，不能像祖先一样随便游牧了。他们没私有土地的概念，先是很随意的把草场租给“雁行人”开垦，收取象征性的一点粮食就心满意足了。“雁行人”春来秋回，从春到秋辛苦了大半年，收获的粮食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运回山西老家的，只能卖给归化城里的收粮大户，卖粮所得还要给户部道台缴纳买粮税银，回家过“杀虎口”时又被杀虎口的官吏再收一回过关税银，等到家也就所剩无几了，但就这样也比在山西老家的乡亲们收入的多，于是下一年跟着他们走西口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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