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周到大清,传统中国是个礼治的国家,什么也大不过“礼”去。即便贵为天子,位居九重,也不能违礼。失礼就是失德。失德,则君失其国,臣失其爵。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不管谁当了皇帝,都不会信任对方,对方也都不会服气。所以。如果当皇帝的是允襈,他对雍正也不会客气手软。在权力斗争中,尤其是最高权力——君权的争夺中,是从来没有什么仁慈、客气可讲的。当年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不也是手足相残吗?怎么没人说闲话?显然,仅因为“屠弟”就指责雍正,这不公平。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襈,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襈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弒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被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襈的罪,无妨叫作“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是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襈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比方说,一个案子,雍正交给允祦办,他是严一点好呢,还是宽一点好呢,就很为难。宽一点,是出卖原则,收买人心;严一点,则是居心不良,妄图让人主背上苛察、忌刻的恶名,总之都是别有用心。在康熙手下也是一样。工作卖力一点,是好胜逞能、沽名钓誉;消极一点。则又是心怀不满,懒惰怠工。也许,他应该一开始就表现得傻乎乎的。但这也未必能让康熙满意。康熙会说: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蠢儿子!
实际上,雍正对允襈的猜忌防范,是和康熙一脉相承的。康熙曾对人说,允襈“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而允襈一党之所以不顾自己的一再警告,偏要硬着头皮保荐他,则是为了给允襈捞取政治资本,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政变或与康熙指定的继承人争夺皇位。因此康熙说,允礽“屡失人心”而允襈“屡结人心”,因此“此人(允襈)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允礽)也”。
一个文人,如果掺和到官场是非当中去,清名节操什么的,就不大容易保得住了。所以,文人最好离功名利禄这些东西远一点,方可保住一生的清白和宁静。
雍正对年羹尧,可以说是恨到骨头里,也整到底了。他给年羹尧的最后上谕说:“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专制君主残害他人,真比强盗还要厉害。强盗不过要人钱财,最多谋人性命。专制君主则不但要别人的性命,还要别人的灵魂,而且还要说这是为你好,是慈悲为怀菩萨心肠,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适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然后雍正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条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二靠功臣相时见机,自己不至于蹈其险辙;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把功臣们推上绝路。
作为一个功臣,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危地,踏上险辙,走进绝路,由功臣变为罪人。
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
事实上,政治也是艺术。政治家匠心独运的举措和处置,就像一件精湛的艺术品,也是要有人欣赏的。问题在于,这种欣赏必须发自内心,否则就是逢迎,就是谄媚,就是伪善,就是矫情,也就是奸。
依照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宝贵的是道德。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们有道德。因此,有没有道德,就成了区别君子和小人、好人与坏人,甚至人与非人的唯一标准。杨名时他们这样认为,雍正也这样认为。而且,雍正理解的道德和杨名时他们理解的道德,都符合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却又各不相同。这就不能不发生悲剧性的冲突。
杨名时、李绂、谢济世,还有陆生楠,他们都是饱读诗书、学问很好、满腹经纶的人。一个人,书读多了,便不免会思想,也不免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独立见解,却超不出儒家学说的范围,尤其在道德问题上,更是恪守儒家观念。只不过,他们更愿意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儒家学说,并身体力行。因此,他们深信,道德修养是个人的事情,即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既然“为仁由己”,则“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自己处以公心,问心无愧,就是“仁”。至于是否获得功名利禄,以及别人如何评价,都无所萦怀。这个“别人”,就包括皇帝在内。这正是他们敢于和皇帝唱对台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支柱,即“当仁不让”。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既然可“不让于师”,当然也可“不让于君”。即便被君王罢斥或杀头,也无所畏惧。因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且,既然“仁”在自己心中,那么,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观点、学说百死,也是“杀身成仁”。显然,谢济世们要求保持自己人格的相对独立性,与他们理解的儒家道德并不矛盾。
雍正的理解也没有问题。儒家道德观念认为,世界上没有抽象的道德,只有具体的道德。这些具体的道德都存在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之,,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为人君者,尚且不能“不仁”,为人臣者,以“忠”为德,却居然闹起独立来,那还有何德可言?所以,雍正特别痛恨那些特立独行,以道德自律、以道义自负的文人土大夫。如果他们自许清廉,则更加痛恨。因为清廉能给他们带来好名声,而这些好名声又会增加他们对君主保持独立的资本。结果,在雍正眼里,这些“清官”就比“贪官”还可恨。贪官只不过偷钱,清官却要窃名,而窃名就是窃国。
特务是明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帝王为了强化皇权,做了两件事。一是取消宰相,代之以阁臣,也就是不要国务总理,只要秘书和秘书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皇帝一人兼任。这个制度,清代继承了下来。二是建立特务机关。具体地说,就是让明代臣民谈虎色变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锦衣卫在明代建国之初就有了,是由皇帝近臣管理的专事侦缉的特务机关。
明代的特务政治如此恐怖,自然极其不得人心,事实上也很不高明。朱元璋、朱棣他们的本意,大约是信不过手下的官员,这种担心当然有他的道理。天子高踞九重之上,深居宫阙之中,与外界十分隔膜。政令的发布,民情的上达,国家的管理,政权的维护,都靠官僚。这是任何帝王都不能不借助又不能不防范的力量。所以,除公开的监察机关(如御史台、都察院)外,还要有秘密的特务机关。但特务也要有人来做。官员信不过,特务就都可靠么?结果,官员因失去信任而心怀怨恨,特务则因权势过重而胡作非为。一个不尽心,一个干坏事,明王朝也就被折腾得垮了台。
密折政治就高明得多了。它虽然也含有不放心手下官员的意思在内,却表现为对官员的高度信任。这就是:只有皇上信得过的人,才给予密奏权。雍正一朝,有密奏权的人尽管大大超过康熙一朝(大约十倍),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可专折密奏,但仍然是一种特权。封疆大吏一旦失宠,便会失去这特权;底层小官如蒙圣眷,也可以得到这特权。特权总是令人羡慕的,直接和皇上对话更是实惠甚多。尤其是那些品级较低又远在外地的官员,一辈子也难得和皇帝说上几句话。现在有了“直通热线”,有什么说什么,想告谁就告谁,顶头上司也管不,还不怕泄密,其欢欣雀跃为何如?自然积极踊跃奏写密折,心甘情愿地充当皇帝的耳目。
皇帝的实惠也不小。废除了人人憎恶的特务政治,既省下一笔开支,又大得人心,还能防止特权的滥用。因为大小臣僚除了上折言事外,并无其他权力,也无特定组织,不会像明代的厂卫那样,变成帝国尾大不掉的毒瘤。但是,皇帝的耳目,却又不因特务机关的撤销而减少,反倒变得更多、更广。因为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耳目。这些耳目撒遍全国,无处不在,构成了一张无所不包又极其灵通的情报网络。这些耳目互相监控,又各不知情,只有皇帝一人居高临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足不出户而天下事尽知。于是皇帝便成了帝国的神经中枢,成了全国唯一的全知全能者。遍布中央各部和全国各省有密折权的官员,是他的神经末梢,也是他手中的牌。皇帝可以用这些牌来运筹帷幄,也可以用这些牌让官员们竞争恩宠,自己坐收渔利。总之,正因为建立了密折制度这样一个“经络系统”,帝国的心脏和手足才真正联通了,皇帝也才真正成了国家的“元首”——帝国的意志所在。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含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作“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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