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是容不得犹豫和狐疑的。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做什么都很到位，一点也不黏糊。刘邦自己虽然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计谋，但判断力极强，也敢拍板，而且豁得出去。正是这种资质，使他多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终至以弱到强，步步走向胜利。究其所以，就在于刘邦是流氓，是流氓中的英雄，因此敢于拿生命豪赌一把。韩信是流氓却又有贵族气，结果在气度上反不如刘邦。
刘邦端的称得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用人时真能放开手用，整人时也真能下得了手。刘邦手下，真是什么人都有：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平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都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
什么是天下？天下并非土地，而是人。所以，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怎样才能得人心？也就是要能知道别人心里想要什么并予以满足。韩信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说明刘邦已得他心，也说明刘邦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自己肚子饿要吃饭，知道别人也想吃，便让出自己的饭食；自己身上冷要穿衣，知道别人也想穿，便让出自己的衣服；自己想得天下想当皇帝，知道别人也想封妻荫子耀祖光宗，便慷慨地予以封赏。这种“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赚，有财大家发”的想法和做派，在中国最是大得人心。
不能替别人着想的人，其实对自己也缺乏体验；而能够以己度人的人，也多半有自知之明。刘邦确实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百无一能。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用计没有谋略，打仗没有武力。因此他把这些事情都放手交给别人去做，自己只做两件事，一是用人，二是拍板。这样不但避免了自己的短处，也调动了别人的积极性，一举两得。加上他明是非，识好歹，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勇于纠正自己错误，又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不拘一格用人才，也使得别人心甘情愿为他所用，从而在身边集结起一群英雄豪杰，并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比如樊哙有勇，张良有谋，韩信会将兵，萧何会治国，简直就是一个优化组合。结果他这个老板当得非常潇洒，也非常成功。项羽不懂得这个道理，自恃天下英雄第一，什么都自己来，反倒吃力不讨好，变成光棍一条。
看来，刘邦确实是英雄。他的公开认错，便正是他英雄气度的表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几个帝王、长官或首领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只要一当上个什么，就立即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天才、全才，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发表高见、作出指示，而且句句是真，事事都正确。如果他那愚蠢的见解被部属批驳，就会火冒三丈，或者怀恨在心。如果他的判断错误和决策错误居然被实践和事实所证明，那个提意见的人就会更加倒霉。总之，他们只会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而绝不会认错，更不会公开认错。
项羽和刘邦确实颇不相同。项羽表面残忍，其实温柔；表面勇猛，其实脆弱。刘邦表面随和，其实狠毒；表面窝囊，其实坚强。项羽易暴易怒，稍不如意，便暴跳如雷，怒发冲冠，火冒三丈。但几碗米汤一灌，又会和没事人一样。刘邦呢，一时半会的窝囊气是忍得下的，但是对不起，秋后算账。你看他整治韩信，简直就像猫玩耗子似的。
显然，项羽是性情中人而刘邦是实用主义者。因为实用，他不惮于起用小人。因为实用，他不惮于诛杀功臣。因为实用，他也不怕公开承认错误。只要能达到目的，他才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不像项羽，什么事都由着性子来，又死要面子，死不认错。
刘邦并不是杀人狂。他的诛杀功臣，完全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杀了韩信，杀了彭越，杀了臧茶、陈豨、卢绾、黥布，还差点杀了樊哙。刘邦的一连串屠戮，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唯其如此，对于那些手上并无兵权身上又有骨头的人，则反倒不杀。因为杀了他们并无意义，不杀则可以表示宽容，改善形象，在政治上是合算的。何况刘邦对于那些硬汉子，又确有敬重之心呢。
我总认为，先秦至汉初是我们民族最大气的时代，是我们民族古代历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个英雄时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古代希腊是高不可及和永不复返的历史阶段一样。对于英雄气质和英雄气概的审美欣赏，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
正如翦伯赞先生论项羽所言：“他的英勇、坚强、慷慨，坦白和丰富的情感，都是英雄本色。遗憾的是，他有勇无谋，坚而不韧，慷慨而不大方。坦白又有些小心眼儿，情感丰富却又感情用事。过于任性，没有远见，这才败给了喜用智谋、坚韧不拔、豪爽大方、胸有城府、理智实用、深谋‘ 远虑，而且能克制自己的刘邦。可以说，项羽的成败功过，全在他那本色。这气质因为是英雄的，所以有审美价值；因为是本色的，所以无成功可能。项羽可爱也可悲。
韩信则可敬也可怜。韩信的可敬，在于他虽然出身贫寒却心存高，身为下贱却志在上流，这是他和刘邦的不同之处。刘邦虽然在见到秦始皇时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却不过只是说说而已，并殳有什么动作，也没什么准备。刘邦的长处是善于学习，因此能在战中成长，靠着自己极高的天分和随机应变，终于成就了帝业。韩信却是有准备的。当他在别人家混饭吃，在河边饿肚子，在项羽手下当郎中执戟站岗，在刘邦手下当连敖接待宾客时，他就一直在做准备。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相信自己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正是靠着这一信念，他忍辱负重；正是靠着那些奋斗。他脱颖而出。
韩信的可悲在于不彻底。这是他性格中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卑贱者如果存心高贵（刘邦并不存心，只是顺势），就不免会有了投机的成分。韩信吃亏就吃亏在这投机心理上。可以反汉时，他觉得不反油水更大；不可反汉时，他又觉得不反实在吃亏。他献上钟离昧的人头，原本是想买政治股的，却被刘邦看破套牢，也让善于把握时机的刘邦看不起。
韩信死前说后悔没听蒯通的话，也不像是编出来的。当然这话既可以理解为错过了时机，也可以理解为有谋反之心就好了。但不管怎么说，韩信不是一丁点反意都没有。事情坏就坏在他既有忠心又有反意，而且两样都不彻底，忠不能尽忠，反不敢真反。如果忠到底，那么，即便刘邦、吕后诬陷他，栾布那样的正派人，也会出来为他说话，喊冤 打抱不平，或者日后会平反昭雪。可惜都没有。如果反到底，当然也很好。成功了不用说，失败了，也没什么可后悔的。那时，他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对刘邦说：老子就是要杀了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不也很好吗？没准刘邦依照贯高的例子，还真不杀他。贯高的罪多重啊，弒君，是要判凌迟处死的。然而他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一方面一口咬定赵王并未与谋，另一方面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要反。结果，他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英雄。哪像韩信这么窝囊：说冤吧，又不太冤；说不冤吧，又够冤的。既不是忠臣，又不是反贼；既没讨着好，又得不到同情，你说不冤！
项羽是本色英雄，也是彻底的英雄；韩信是挣扎出来的英雄，是不彻底的英雄。所以，项羽死得壮烈，韩信死得窝囊。
项羽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项羽以前的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也是一个贵族的时代。高贵感和英雄气质，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以虎和豹为象征的。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犬和羊。孔子的子贡就曾用虎豹和犬羊来比喻两种不同的人格，并惊叹于虎豹之能沦落为犬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显然，在孔子师徒看来，虎豹的精神是高贵的，当是审美的，它不该被代之以狗的粗鄙和羊的平庸。
自从秦始皇开创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英雄的时代也就向没落。君臣之间的促膝谈心没有了，而代之以行礼如仪、磕头如捣蒜；游侠谋士纵横天下各展才华没有了，而代之以拉帮结派、巴结权贵往上爬；诸子百家争鸣自由辩论也没有了，而代之以独尊儒术、只许一个人思想。权欲和利欲将成为主宰和动力，人格和灵魂则将被阉割和践踏，就像王翳、吕马童们践踏项羽一样。
于是我们看到的碴是这样—个画面：一只代表着英雄精神和高贵感的虎或豹，在草原上孤独地死去，而一群代表着权欲和利欲的粗鄙的狼和平庸的羊，则一拥而上，恣意践踏着那只虎或豹，然后每个人都扯下一块豹皮或一根虎骨叼在嘴里，准备回去邀功行赏。而在不久之前，他们是根本不敢看那只虎或豹的眼睛的。
群狼和羊的首领是刘邦。刘邦是他们的君，他们的牧。
公元前195年，他回到故乡沛县，尽召故人父老子弟畅饮。酒酣之际，刘邦亲手击筑，自为歌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土兮守四方！”此歌一出，和声四起，刘邦离座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拉着父老乡亲们的手说：游子悲故乡！我虽然不得不定都关中，但百年之后，我的魂魄还是要回沛中来的。可见，他虽无情，却并不冷酷；虽现实，却也浪漫。然而，他代表的，却毕竟是一个冷酷无情、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一个必然要以权欲和利欲代替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的制度。事实上，他正是靠着权欲和利欲完成他所谓“大业”的。就连陈平也坦言，他的身边，尽是些顽钝嗜利的无耻之徒，而这些人正是靠刘邦“饶人以爵邑”，也就是靠权欲和利欲集结起来的。因为刘邦继承的是秦始的事业。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以天下万民臣朕一人，他不打击摧残践踏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包括对他自己内心深处残留的这些东西下手，这正是他心灵深处不无痛苦不无孤独的原因。
显然，刘邦是代表着“历史方向”的，项羽则“不合时宜”。事实上，此后，像项羽这样傻，这样天真、任性的英雄越来越少，阴险毒辣的阴谋家和迂腐愚忠的书呆子则越来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说他的失败是“天之亡我”，也对。
项羽之死，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虎和豹的时代结束之后，取而代之的便是狼和羊的时代。而且，那狼也会退化为狗，走狗。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