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是祭灶之日，中国北方俗称“小年”。这时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
120年前的这一天，1899年2月3日，作家老舍出生。“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老舍在自传小说《正红旗下》中写道。
“‘春’字跟我很有缘。我的名字是‘庆春’。”老舍在《百花齐放的春天》一文中写道。
在2019年1月召开的纪念老舍诞辰120周年暨第八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谢昭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老舍是现代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一生共写作中长篇小说21部，短篇小说62篇，散文318篇，相声、快板、鼓书等曲艺作品75篇，新体、旧体诗228篇。他的很多作品写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最能表现这个主题的时刻。老舍对三大节日浓墨重彩：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其中尤以老北京的春节写得最有味道。”
老北京有一个非常热闹的春节庙会——厂甸庙会，人们在这条街摆上很多摊位，吃的、玩的，应有尽有。
“吃了我的糖，
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写道，“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
从腊八起，商街上就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在老舍十来岁时，就总去“帮着塾师或大师哥在街上摆对子摊。我的任务是研墨和为他们拉着对子纸。他们都有一本对子本，里面分门别类，载有各样现成联语。他们照抄下来，分类存放。买春联的人只须说出要一副灶王对、一副大门对等等，他们便一一拿将出来，说好价钱，完成交易。”他在《春联》一文中写道。
老舍是满族人，父亲当过北京城的护军。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掺和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瓤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艺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
转眼间到了腊月二十三。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象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不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
“小年”后那几天，各家各户要把年货置办起来。负债的人家这时理应想一想怎么还债，怎么节省开支，“省得在年根底下叫债主子们把门环子敲碎”。可是许多人家还是把筹钱过年放在首位。《正红旗下》写道，有一次小年，老舍大姐的婆婆家本已负债，“却不知由哪里找到一点钱，买了头号的大糖瓜，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摆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着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别不三不四地顺口开河，瞎扯！’”大姐的公公也不知由哪里弄来一点钱，都买了鞭炮。
街上越来越热闹了，祭灶的糖瓜摆满了街，走到哪里也可以听到“扷糖来，扷糖”的声音。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5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
除夕这天，雪花、松枝、爆竹、高香、血红的新对联，各种颜色，各种香味，混合成一片复杂而神秘的景象，使老少男女都感到冷，又感到热，感到严肃，又感到狂喜。冷是天气，人心却是热的；像爆竹，裹扎得紧紧的，到时候一着火即爆发。《老张的哲学》中，赵姑母在除夕这天老掉了一颗牙，她并没有为此事烦心，以为这是去旧迎新的吉兆，于是欢欢喜喜地预备年菜，丈夫也答应给她安一颗金牙。
“除夕要包素馅饺子是我家的传统，既为供佛，也省猪肉。”《正红旗下》写道，“（父亲）找了个小钱，擦干净，放在一个饺子里，以便测验谁的运气好——得到这个饺子的，若不误把小钱吞下去，便会终年顺利……他还去把大绿瓦盆搬进来，以便储存脏水，过了‘破五’再往外倒。”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和倒水一样是不吉利的。
《四世同堂》里生活在城郊的农民常二爷，夜半就迎了神，祭了祖，而后吃不知多少真正小磨香油拌的素馅饺子。相声作品《过新年》里专门讲到吃饺子。捧哏的说：“肉切得薄薄的，沾上卤虾油、高酱油、芝麻酱、豆腐乳、韭菜花，嘿！多么美呀！”逗哏的说：“涮过十碟八碟的，再那么一加白菜头、粉条、冻豆腐，嘿！（直舐嘴唇）”“平日我吃四十个就够了……今天……吃了八十个。”“还有半碗饺子汤，原汤化原食！”
除夕守岁，彻夜不眠，也是多少辈子所必遵守的老规矩。常二爷不赌钱，也没有别的事情，但是他必须熬夜，为是教灶上老有火亮，贴在壁上的灶王爷面前老烧着一线高香。这是他的宗教。他并不信灶王爷与财神爷真有什么灵应，但是他愿屋中有点光亮与温暖。他买不起鞭炮与成斤的大红烛，他只用一线高香与灶中的柴炭，迎接新年，希望新年与他的心地全是光明的。他发困的时候，会出去看一看天上的星；经凉风儿一吹，他便又有了精神。进来，他抓一把专为过年预备的铁蚕豆，把它们嚼得嘣嘣响。
夜里12点钟，街上的钟声、汽笛，一齐响起来。新年到了。
过年期间，人们在庙会上购买传统手工风车等玩意儿。
大年初一，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老张的哲学》里，信奉“钱本位”的老张，是孙八爷两个儿子的老师，也是第一个到孙八爷家里贺年的。大清变成民国后，孙八受新礼教的陶染，颇知道以“鞠躬”代“叩首”，一点也不失礼。可是老张却主张：既是贺旧历新春就不该用新礼。于是非给孙八磕头不可。他不等孙八谦让，早已恭恭敬敬的匍匐地上磕了三个头。然后又坚持给八嫂行礼。幸而孙八还明白：老张是老师，万没有给学生家长内眷行礼的道理；死劝活说的，老张才不大高兴地停止。
孙八受了老张的礼，心中好过不去；想了半天，把小三、小四叫进来，叫他们给老张行礼，作为回拜。小三、小四还年幼，不甚明白什么揖让进退，谁也不愿意给老师磕头。孙八强迫着他们，小三磕了一个头站起就跑，小四把手扶在地上，只轻轻点了几点头。老师却不注意那个，反正有人跪在面前，就算威风不小。
新年头几天，铺户关门，但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老舍说，形容北京的庙会，不必一一描写，只要说“人很多，把妇女的鞋挤掉了不少”就够了。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
初一天一亮，《四世同堂》里那位常二爷勒一勒腰带，顺着小道儿去“逛”大钟寺。没有人这么早来逛庙，他只是为走这么几里地，看一眼那座古寺。只要那座庙还存在，世界仿佛就并没改了样，而他也感到安全。
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常二爷家里穷，虽然买了点猪肉，但舍不得放在饺子馅里，必须留到大年初二祭完财神，才做一顿元宝汤。他很早就祭了神，吃两三大碗馄饨，便进城去拜年。有的人家以鲤鱼祭财神。“鲤”与“利”谐音，鲤鱼也象征吉庆有余。《老张的哲学》里的洋车夫赵四，也曾是个有钱而自由的人。他曾在新年第二日祭财神时，买过八十多条小活鲤鱼，放在一个大竹篮内，挨着门分送给他的邻居，因为他们是没钱或吝啬买活鱼祭神的。
老舍的大姐夫多甫到财神庙借了元宝，并且确信自己十分虔诚，新年必能发点财。在白云观，他用铜钱打了桥洞里坐着的老道，用小棍儿敲了敲放生的老猪的脊背，看它会叫唤不会。在厂甸，他买了风筝与大串的山里红。在大钟寺，他喝了豆汁，还参加了抓彩，得回手指甲大小的一块芝麻糖。各庙会中的练把式的、说相声的、唱竹板书的、变戏法儿的……都得到他的赏钱，他被艺人们称为财神爷。“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初五下午1时，在北海举行的化装滑冰比赛开始了。《四世同堂》里写道，有钱的，没钱的，都吃过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找不到齐整的衣服，他们会去借一件；而后到北海——今天不收门票——去看升平的景象。这时，“海”上的坚冰微微有些细碎的麻坑，把积下的黄土都弄湿，发出些亮的光来。背阴的地方还有些积雪，也被暖气给弄出许多小坑，像些酒窝儿似的。即使1937年北京被日本占领了，这个活动仍保留着。亲日的冠家二小姐还和其他两位小姐表演了个“中日满合作”的节目。三位小姐手拉着手，晃晃悠悠的好几次几乎跌倒，所以只溜了两三分钟，便退了出来。
也有趁年节娶亲的。骆驼祥子就是在正月初六把虎妞娶过了门。虎妞和家里闹别扭，出嫁时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没有弟兄的护送，没有亲友的祝贺；只有那些锣鼓在新年后的街上响得很热闹。祥子是拉洋车的，不富裕。那天，他穿上由天桥买来的新衣，红着脸，戴着三角钱一顶的缎小帽。花轿稳稳地走过西安门、西四牌楼，也惹起穿着新衣的人们——特别是铺户中的伙计——一些羡慕。
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白天逛庙，晚上逛灯。多甫大姐夫也在十四、十五、十六三天连着三晚去看东单、西四、鼓楼前的纱灯、牛角灯、冰灯、麦芽龙灯；并赶到内务府大臣的门外，去欣赏燃放花盒，把洋绉马褂上烧了个窟窿。
老舍在《新年醉话》里写道，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还算得了英雄好汉么？喝醉必须说醉话，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在新年。比如你恨某人，久想骂他猴崽子一顿。可是平日的生活，以清醒温和为贵，怎好大睁白眼地骂阵一番？到了新年，有必须喝醉的机会，不乘此时节把一年的“储蓄骂”都倾泻净尽，等待何时？至若年底搪债，醉话尤为必需。讨债的来了，见面你先喷他一口酒气，他的威风马上得低降好多。他说东，你说西，他说欠债还钱，你唱《四郎探母》。虽曰无赖，但过了酒劲，日后见面，大有话说。此“尖头曼”（gentleman，绅士、先生）所以为“尖头曼”也。
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新年期间的一应节日陈设，都应在十九日以前撤去。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
过年期间，孩童在庙会上购买老北京糖画。
只有到了全国胜利的那一天，
才算真正过年
新中国成立前的20多年中，老舍在山东、武汉、重庆、美国纽约等地过着“流亡”的生活。一到春节，他便分外想念家乡。1938年的春节，老舍是在武汉度过的。“街上标语，请求大家节省过年花用，献金政府；打牌者固无暇考虑及此，但决定免去过年，献金纳款者亦大有人在。元宵节，月明如昼，满市花灯；忽然响起空袭警报，马上市寂街空；虽欲暂忘国难，有不可得者。”1944年新年，老舍在重庆写道：“一闭眼，我就走回记忆中的世界，那里有百果的腊八粥、什锦南糖、红白蜜供、走马灯、带琴的风筝，和多少多少别处见不到的东西。越想北平（北京旧称），就越觉得苦闷，倒好像只有北平会过新年似的！”“在武汉与陪都过年，都没有大雪，我渴想那带着雪帽的青松，与垂着冰篱的水车。”那几年的春节，包括老舍家的大部分人过得寒酸。“只有到了全国都鸣起庆祝胜利的炮声那一天，全国到处都能按着自己的习俗自自由由的过年的那一天，我们才算真正的过了年。那时候，我会回到北平，和儿童们玩起走马灯与鱼形鹂形的风筝。”就是在那年，《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开始在《扫荡报》连载。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总理召集主要与会人员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人，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了，他在美国纽约，邀请他回国吧。于是老友们共同签名写了一封热情的邀请函，请老舍回国。1949年10月13日，在美国生活了近4年的老舍离开美国西海岸，踏上了归国的旅途。12月13日，他回到故乡北京。此刻，距离他离开北京已经27年了。老舍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来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并对他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1950年春节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1月4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召开新年联欢会，并欢迎老舍归国。茅盾、周扬等发表了讲话，随后老舍致辞。他谈了离美回国的经过，并表示：“我是愿意学习的，如果我还是能工作的话，并愿意参加一切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老舍还当场演说了他刚刚写好的一段太平歌词《过新年》，其中对新旧中国的新年进行了对比：“有钱的穿起绸和缎，没钱的破衣烂袜不遮寒；阔人的儿女是儿女，兜儿里装满了压岁钱；穷人的儿女没人管，捡煤核儿、拉洋车，当作过年……孔宋二陈他的牙爪，国币民财往家里搬；把中国，弄得一干真二净，民不聊生，叫苦连天……胜利的新年这是头一次，工农翻身福在眼前；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
2月7日，在全国文联扩大常委会上，老舍被增补为全国文联理事。5月17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以下简称北京文联）成立，老舍就任主席，并连选连任了16年，直至去世。
1950年5月17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北京文联”）成立，老舍就任主席，并连选连任了16年。图为20世纪50年代，老舍（右二）和演员在一起讨论剧本。
回到北京的老舍，又“拾起了”传统新年，先后主持了春节联欢会的创作等相关工作。1952年12月17日，北京文联举行春节文艺创作座谈会，老舍与王亚平、连阔如、张恨水、白凤鸣、曹宝禄、孙玉奎、赵福成、田耕等40余人出席。座谈会决定成立春节文艺创作委员会，老舍担任主任委员。在会上，老舍就如何创作优秀作品的问题发言，说：新中国一天天在迅速迈进，群众文化生活一天天在提高，我们写作品也要求在质上更提高一步。
1956年的春节，老舍参加了一台特殊的“春晚”。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新中国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并把它拍摄成电影《春节大联欢》在全国放映。
节目录制当天，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平原游击队》中的游击队长、“双枪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神采奕奕地走上了舞台，他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开始主持节目：“亲爱的来宾们，现在我们的联欢晚会开始了……”现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郭振清朗声说道：“今天晚上的节目，要播送到全国。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的俱乐部里，在国防前线哨所，在少数民族的帐篷里，从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到海南岛的椰子林，都有人在收听晚会的节目，全国人民一起欢度春节！”
随后，郭振清向大家介绍邀请来的嘉宾，先是介绍了劳模孙盛利，随后转向坐在圆桌旁的老舍道：“这位是每天坚持写作的老舍先生。”老舍站起身来，和大家一起鼓掌。坐在老舍身边的是著名作家巴金，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电影剧作家孙谦以及话剧《万水千山》的作者陈其通。这时，影剧演员蓝马走了进来，一些少先队员冲上去请蓝马为他们签名。郭振清打趣道：“你们要签名，也要让这几位签，他们是解放江山岛战役里的一等功臣。”说着向大家介绍了4位身着军装、站姿挺拔的战斗英雄宋宗周、孔祥意、柏文品、张义山。少先队员们又涌向了这些英雄。
徐玉兰、王文娟等越剧名演员也出现在了节目现场，在座的还有钱学森等科学家。郭振清将他们一一介绍。当钱学森起身致意时，晚会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郭沫若来到了会场，随行的有数学家华罗庚、历史学家范文澜等著名人士。现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最后，郭振清介绍了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荣毅仁、北京市工商联主任乐松生等知名企业家。介绍完嘉宾，女报告员安琪预报了第一个节目：北京市少年之家友谊合唱队演唱《我们为你歌唱》。
1956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性年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年完成。这部《春节大联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创作背景。它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歌颂和礼赞。时年26岁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在现场为大家演唱了《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中国著名艺术家梅兰芳表演了《宇宙锋》，侯宝林、郭启儒表演了相声《夜行记》……名家荟萃、喜迎新年。收听广播的全国人民与现场演员、观众一起沉浸在了欢乐的气氛当中。
这是老舍参加的第一台“春晚”。此后，他多次出现在春节联欢会上。在1960年2月的春节联欢会上，周恩来总理和老舍亲切地交谈了很久。
“总要想些好玩的点子来过生日”
老舍之子舒乙说：“父亲健在的时候，他总要想些好玩的点子来过生日。他通常会准备好些糖瓜分给孩子，甚至分给大人。有一年生日，他上街买了糖瓜，用纸包好，然后跑去天桥看戏，又去后台看演员。他由兜儿里掏出纸包，一人分一个糖瓜，说：‘灶王爷上天的时候正是我落生的时候，吃吧，今天是我的生日。’演员们瞧瞧手里的糖瓜，再瞧瞧他，觉得这老头非常可爱。”
过完生日后，就到了“二十四扫房子”。在舒乙的记忆中，父亲对扫房的要求极其之严格，也非常有趣。他说：“北京过去叫‘扫篷’，我父亲也干活，他亲自督战、指挥、动手……我们家有很多书，他让我们排队把书从书架子上取出来，接力赛一样一本一本传出去，放到院子里掸掸灰、晒晒太阳。等到把书架子擦干净，再把这些书一本本摆放回去。我们家的书架子往往有镂空的雕花，需要仔细地把所有缝隙都擦干净。我父亲腿脚不好，他就打下手：洗手巾和抹布，换水……姑娘们在上头擦柜子，我父亲把洗好的抹布扔上去，嘴里喊着：‘接着！姑娘。’如果是把抹布仍给我，就喊一声：‘小子，接镖！’”
除尘后，就是做年饭了。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传统菜码是老舍家年饭的必备菜：芥末墩、小酥鱼、烧二冬、豆酱……年饭主要靠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来做。“我妈妈做这些传统菜码经过了很复杂的学习过程。”舒乙笑着说，“他们在山东济南生活时，春节期间，我父亲说咱们自己做芥末墩吧。妈妈尝试了几次，实在是不会做，要么是做出来的豆酱冻不上，要么做出来的芥末墩是面的，不脆。这样反反复复地尝试后，做的越来越好。后来芥末墩成了我妈妈的拿手菜，每年都要做好几缸。父亲就去外面宣传，对朋友说：跟我回家，我们家的芥末墩味道特棒儿，管够吃！”
过年吃完了饺子，老舍就进入自己书房，拿一大堆红纸条出来，是早就写好了的谜语，挂在墙上让大家来猜。“谜语是他自己撰的，非常容易猜。比如他随便出一个：哥仨，打一国名，还特别提醒你是在非洲。谜底就是多哥。优胜者赏大蜜枣吃！这个感觉特别棒。”舒乙回忆道。
1953年夏，老舍一家人在院中合影。后排左起为老舍、胡絜青、舒乙、舒济，前排左起为舒立、舒雨。
晚年，老舍喜欢在春节时写对联。1962年2月3日，他63岁生日这天，他的《春联》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文中他为儿女写的春联是：“劳逸妥安排健康多福，油盐休浪费勤俭持家。”他为青年艺术剧院写道：“破浪乘风前途无量，降龙伏虎干劲冲天。”1966年春节期间，他为友人、冯玉祥的秘书于志恭题写对联：“壮丽关山迎晓日，风流人物在中华。”这是老舍的最后一个春节。那年春天，他到北京顺义县陈各庄深入生活。不久后，他创作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发表。8月，这位“人民艺术家”走完了为人民创作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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