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盾弑其君
这场惨剧发生在晋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这年九月的一天，晋灵公命人准备了一道丰盛的晚宴，盛情邀请赵盾入宫把酒言欢。宴会上准备了不少的娱乐节目，宫廷内莺歌燕舞，钟鼓齐鸣，气氛欢乐而祥和，赵盾携参与宴会的大夫一起频频举杯，向国君表达诚挚的敬意和美好的祝福。觥筹交错之间，赵盾不甚欢愉，不知不觉间便多饮了几杯，到掌灯之时神色已然微醺，飘飘然如凭虚御风不知所止。
正当君臣共欢之时，赵盾的戎右提弥明突然快步走了进来，立在阶下向灵公行礼，并说道：“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也不管灵公答不答应，提弥明径直转身，拉起赵盾就走，大殿外等候的其他左右护卫也都纷纷涌到门前准备簇拥着赵盾离开。也就在这同一时刻，灵公将酒樽重重地摔到地上，整个嘈杂的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紧接着便听到急促的脚步声从四处逼近，很快全副武装的士兵将整个大殿包围了起来。
提弥明护卫赵盾杀出重围，却不料从殿外的廊檐下突然冲出了一条烈犬，朝着赵盾直扑过去。赵盾入宫时穿着宽袍大袖的华服，行动极其不便，被烈狗撕咬更是无法脱身，很快就被赶来甲士团团围住。提弥明忠心护主，奋力搏杀烈犬，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甲士的围攻下奋战而死。正在紧急关头，从围捕赵盾的甲士中冲出一人，倒戟为其抵御其他的甲士争取了不少时间，赵盾这才狼狈地逃出重围。慌乱之中，赵盾不忘询问勇士的姓名，那人顾不得回头，只是喊道：
“翳桑之饿人也。”
关于翳桑之饿人，《左传》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次赵盾到首阳山打猎，住在翳桑，看见一个叫灵辄的人饿倒在地上，就急忙前去救助，给了他一些食物。灵辄虽然已经饿得不成人形，却也很是节制，只吃了一少半的食物，剩下的全都打包了起来。赵盾就很好奇，就询问其原因，灵辄回答说：“我在外学习三年没有回家，如今快到家里了，不知道母亲还在不在，所以想把这些留着回去给母亲吃。”赵盾被他的孝心感动了，于是就让他全部吃掉，又给了他一箪干粮和肉，让他带回家去给母亲吃。因为这一饭之恩，灵辄甘愿为赵盾献出生命，可见其忠义和勇气。
赵盾仓皇出宫也不敢回家，只管像没头苍蝇一般命人马不停蹄地驾车向南奔逃。在颠簸的车架上，他仰望璀璨而渺茫的星空，看着黝黑的群山向身后疾驰而去，眼看自己辛苦拼来的声势一朝败亡，内心充满无限悲凉。他不知此去经年，自己究竟会流落何方，会以何种样貌寄人篱下苟活于人世间；他不甘心就此一败涂地，更不能甘心从此流落惶惶如丧家之犬。更重要的是，那个必欲置自己于死地的国君又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存在，一旦让他掌握了军政大权，在天下霸主权势的威逼下，又有谁敢于收容自己呢？
在逃亡的过程中，我们无从知晓赵盾究竟做出了什么决策，只是在不久之后，也就是这年的九月十六日，当晋灵公正在他耗费巨资建立的桃园行宫庆祝功成之时，赵盾的堂侄赵穿突然发难围攻桃园，将刚刚要亲政还未来得及有所作为的晋灵公杀掉了。
事变发生之时，赵盾正停驻在边境上，当赵穿弑君的消息传来，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折返，继续回国执政。他的这一做法引起不少贵族的愤慨，其中就有著名的太史董狐，他不畏惧赵盾的权势，毫不客气地将“赵盾弑其君”这几个字刻在竹简上并公诸于众。
春秋时太史记录的事件，特别是国君的继立亡故的大事，通常情况下都会宣示朝野，传告诸侯。董狐如此记述，赵盾自然不会服气，他辩解说：“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
看到他惺惺作态的样子，董狐厉声责问道：“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董狐的话说的很明白，你赵盾逃亡未出国境，回来之后明知谁是凶手却又不惩办，就只能认定你是真正的弑君者。
《谷梁传》中同样引用了董狐的话，不过与《左传》略有不同，其原话是：“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
在这段话中，董狐首先指出了赵盾的两项失职之罪。其一，身为正卿没能履行劝谏君主的职责，使得国君剑走偏锋酿成冲突，间接造成了后来的灾难，对国君的死负有间接责任。其二，在赵盾逃亡尚未出境的时候，其身份依然是一国执政，国内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祸乱，身为执政都难辞其咎——放在今天绝对是责任事故，是要引咎辞职的——更何况是弑君这样的犯上之举呢？
与此同时，董狐进一步指出，就算是你流亡的时候无法控制国内秩序，这个锅不愿意背，那么当你回国重新掌握了政局的时候，你总该有所表现吧？就算你舍不得杀赵穿，你把他抓起来，或者流放到国外去，以你的权威对弑君者加以惩处以正视听，这不是什么难事吧？可你并没有这么做，你刻意袒护赵穿，任由弑君者逍遥法外，只能说明你与弑君者是同谋。两人同谋，就应该写地位高的，这难道有错吗？
董狐严密的逻辑推理让赵盾无言以对，赵盾在政治上作风狠辣，对待政敌从不手下留情，但却也是一个顾家的男人，对待自己的亲人不是一般的关爱。特别是赵穿这个堂侄，在河曲之战时因为其任性蛮横，晋国整个战略部署完全被打乱了，即便如此，赵盾还是冒着丧师折将的风险出动全军去营救他。如今赵穿为自己出头做出了弑君的恶行，不管之前有没有得到自己的授意，他都不可能为了洗脱弑君的罪名而把赵穿明正典刑。既然如此，倒不如听之任之，硬着头皮把这个罪名担下来好了。
不过赵盾也是很懂得轻重的，董狐的重点实际上是在“反不讨贼”这四个字上，可赵盾偏偏紧紧抓住了“亡不越竟”这四个字，无限感慨的唱道：“因为心中对祖国的眷恋，为我带来了无限的忧惧”（《诗·小雅·小明》赵盾的引用有改动）。我赵盾之所以背上了弑君的罪名，并不是因为真的杀了国君，而是为了尊重史官的书写传统，心甘情愿把责任揽了下来。 如果我逃亡的时候能够更加鸡贼一些，多跑几步路，或者说听说国君被杀的消息后装聋作哑，到国外去转一圈再回来，就不必背上弑君的罪名了。
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不管他有没有出了国境，晋灵公都是被赵穿杀死的，赵盾回来之后也同样不可能把赵穿杀了，怎么他就能因此而洗脱罪名了呢？关于这一点，子曰少怀曾作了一段很精彩的评述：
逃亡国外，返而讨贼，是忠臣良相；
逃亡国外，返不讨贼，是品德有亏，但不算弑君；
亡不出境，返而讨贼，是责任有失，也不算弑君；
亡不出境，返不讨贼，是德有亏责有失，算弑君。
赵盾作为正卿，逃不出国境，赵穿弑君，他就负有连带责任；反而不讨，庇护罪人，就意味着他与赵穿是同谋。反之如果出了国境，赵穿杀人的行为就与自己无关了，因为这意味着你的权力实际上被罢免了，国内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在你的权责范围之内，哪怕是回去没有诛讨赵穿，顶多算是德行有亏，弑君的罪名自然与己无涉了。
这就好比孟子所说的五十步笑百步，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同样是逃跑，跑了五十步和一百步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孟子又为何会拿出这样一句话来举例呢？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春秋时期两军交战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当你追逃的敌人已经跑出五十步之后，就不能继续追了。逃出五十步而停止的人，意味着他头脑尚还清醒，只是为了保证自己不被对方俘获或者杀掉；而跑出一百步而后停止的人，实际上早就被吓破了胆，忘掉了约定俗成的界限，因此跑了五十步的人嘲笑一百步的人是胆小鬼是很正常不过的。
但不管怎么说，从各个口径来看，“赵盾弑君”的罪名都算是坐实了。儒家意识形态中，礼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定尊卑、明贵贱、辨等列、序少长、习威仪，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弑杀最高领袖可是十恶不赦的罪名。既然赵盾担负了弑君的罪名，在微言大义《春秋》语境中，赵盾该不该被口诛笔伐，好让他遗臭万年呢？
如果《春秋》的确是孔夫子所作，那么当他写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这几个字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表明了态度。在这段话中赵盾和灵公的名字都被写上，按照《左传》常有的解释，“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在发生了弑君的严重政治事件时，名字被写在竹简上千古留名可不是什么好事，做好事不留姓名才是最好的。
具体到赵盾弑君这件事上，如果《春秋》写上“晋人弑其君夷皋”，那么这个“君”夷皋铁定就是个暴君昏君了，弑君者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是替天行道为名除害，自然是皆大欢喜了。然而孔子对赵盾的行径显然是充满了愤慨，因此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名字写了上去，以表明赵盾是有罪的，必定要受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孟子也坚信“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俱”，《春秋》一出世必然会起到“天雨粟，鬼夜哭”的效果，他相信舆论的力量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可以让那些乱臣贼子无处遁形。然而，即便他表现的再坚强，内心中恐怕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他也不会走出书斋奔走于江湖，穿行于庙堂，用自己的学说试图去匡扶乱世人心了。
然而即便如此，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也并不总是一致的，至少在“以臣弑君”一事上，孟子就有他自己的想法。比如当齐宣王问到“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种以臣弑君的合法性时，孟子的回答是：“弑仁者，谓之贼；弑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也就是说，在孟子看来，君臣纲常伦理正常运行的前提是国君有道，如果国君当的不像话，对仁义之士大开杀戒，那样的人只能称得上是独夫民贼，算不得君主。因此说武王伐纣，我只听说武王杀掉了一个独夫民贼，可没听说他弑君啊！这和孟子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念是一脉相承，其目的无非是想劝导当国者要爱民亲民，要求仁求义，以成就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但在君主集权的古代社会，这番言论为“弑君有理”的论调提供了理论基础，多少有点大逆不道的味道。因此当朱元璋读到这样的言论时，自然会龙颜不悦，说出那句振聋发聩的明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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