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之奇口中的忠信观
晋国假道伐虢的大多数史料都来源于春秋三传及国语，在这些史料中，出场次数最多的不是晋国的君臣，也不是虢国的上下，而是来自于虞国的一个叫做宫之奇的大夫。
三传中的大部分言论都出自于宫之奇之口，宫之奇所说的“辅车相依、唇亡齿寒”长久以来一直都为人们所称道。这也使得宫之奇总是以先知先觉、睿智卓学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与之相对的虞公则是一个贪财好利，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然而这些描述是否真实，还很值得商榷。
总结宫之奇在三传中的表述，无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虞虢两国要抱团取暖，相互依赖。这大概也是在晋国伐虢之前虞国一直采取的措施，虞虢之间的联盟非常牢固，这使得晋献公为此大为头疼。而另一方面，晋君无耻，不讲信义，连亲族都可以诛杀，作为同宗的虞国更不可以与晋国作为倚靠，因此不可与晋国结盟。
第二，鬼神和上天只辅助有德行的人，而不是虔诚地奉上祭品的人。而究竟什么样的德行才是上天所眷顾的呢？三传中没有详细交代，后来成书的国语对此进行了附会。国语作为儒家经典，借宫之奇之口讲了一番大道理，其侧重点主要是忠、信二字。他认为只有讲求忠、信的国家，才能在有外国军队驻扎的情况下不受损害。
究竟什么才是忠呢？宫之奇说，除暗以应外谓之忠——也就是说，所谓的忠，就是去除对方的阴谋来应对敌人。初看这句话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除暗以应外”似乎用来形容“智”更合适一些。经过多方求教，我才终于明白，儒家学说中的“忠”并非“忠君爱国”的“忠”，而是尽心于于王道。
所谓的王道在这里的体现就是“不绝人之亲，不乏人之祀”，而齐桓公之所以能够图霸中原，正是因为有“兴灭国、继绝世”的功劳，而这一切都是忠于王道的表现，因此才为儒家所盛赞。因此要想做到“忠”，首先自己要为人清明，尽力去避免巧诈的做法，是忠于王道。同时还要揭穿他人的阴谋，避免友邦为他人的巧诈所害，是维护王道。
“忠”——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虞公的“不忠”就表现在，“今君施其所恶于人，暗不除矣。”也就是说虞公不能尽力粉碎晋人的阴谋，帮助虢国反制晋国，反而为晋人铺路，去伐灭自己的友国，让虢国接受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因此就是不“忠”。
所谓的信，并不是言出必行，而是要“定身以行事谓之信”。也就是说要剔除自己的私欲，坚持为人处世的准则（礼），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因为外界因素的变化而左右摇摆，失去了原则。
“信”——图片来源于网络
具体到借道予晋这件事情上来说，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欲，而背弃自己的友国。不管这种私欲是来自于贪欲，还是自身的恐惧，都要堂堂正正，不为所动。而虞公因为贪图宝马美玉而背弃了自己的亲密邻邦虢国，这是“以贿灭亲，身不定矣”，因此就是不“信”。
最后他总结说，“夫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衅而归图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离开了忠就无法立足，离开了信就无法稳固，不讲忠信，还要留外敌在本国驻扎，敌人知道了你的底细之后，就会回过头来谋算你。失去了忠信的根本，国家怎么还能长久？
既然说要讲忠信，宫之奇知道国家将要灭亡，自己却跑到深山里去享清闲，这样的行为是否也是忠信呢？在儒家的观念中似乎也算，儒家的忠信观的“忠”本意就是忠于王道，而不是愚忠。荀子说从道不从君，孔子也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信”是要遵循礼仪行事，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言出必行，因为在儒家看来“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的作为。
因此对于宫之奇来说，不是我不忠于我的道义，实在是我无能为力。当国君选择背弃忠信的时候，我宁愿选择退出，也不与不忠不信的行为同流合污，这也算是一种忠信。忠于自己的内心，守正自己的人格，正是忠信的体现。
虞国的两难选择
说完这些，我们反过头来看，是不是虞公遵循宫之奇的这些原则就一定能够保全虞国了呢？答案显然是不能的。
如果说虞公借道给晋国的行为是不忠不信的表现，那么反过来晋国伐虢灭虞的行为本身也是不忠不信的，何以晋国就可以灭掉两国，而虞国就不能长久呢？因此国语中宫之奇的这段分析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春秋初年的大争之世，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一个国家不思进取就只能被别国所灭。终春秋一世，连年称霸中原的恰恰是不守忠信的晋楚两国，而陈旧迂腐的宋襄公给人留下的也只是笑柄而已。虞国身处大国之侧，不进行政治、经济上的改革，积极进取的话，无论怎样讲求忠信，都无法避免被吞并的命运。
这就是小国与大国相处时必然会出现的困境，荀息对晋献公所说的那一句“此所以小国以事大国也”道出了其中的关键。虞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荀息带着礼物到虞国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晋国给虞国下了一个巨大的圈套，摆在虞公面前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无论虞公怎么选择，都无法逃脱被灭国的命运。
他们可以选择不收礼物，那也意味着跟晋国在此事上决裂了，等待着虞国的将是晋国大军的讨伐。而收下礼物却不借道给晋国——这个选项所面临的后果比第一种会更加严重。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收下礼物，同时借道给晋国——即便是面临着晋国翻脸不认人的危险，但这对于虞国却是最优选择。
因此，不论宫之奇如何说教，如何坚持要与虢国联合对抗晋国，虞国都不能选择这条路。因为虞虢两国即便是联合起来，他们也无法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与晋国抗衡。而中原各国显然不会为了这样的两个小国而与日渐强大的晋国结仇，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联合之路很难走下去。
从这个角度上看虢公丑在失去下阳之后，不思抵御晋国的侵略，反而去讨伐戎狄建立功业的行为似乎就可以理解了。在面临亡国之危的时候，虢公知道自己无法独力抵御晋国的武力，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国际援助。但是虢国作为王室卿士，在国际上缺少有实力的大国的支持，只能通过践行政治正确的道路获取同情。
此时齐桓公称霸所打出的正是尊王攘夷的旗号，为了求得齐国同情，便只能奉齐桓公的旗号攘夷，也是不得已之举。但是虢公毕竟已经是人微言轻，这些作为并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最终也只能眼看着晋国踏入自己的国门而无能为力。
因此，虞公、虢公二人在面对晋国入侵时所作出的选择，都是他们处在当时情景之下的无奈之选。他们的亡国并不能简单地用儒家的教条思想来诠释，春秋时期正处于中国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兼并和灭国已经成为当时的政治风气。一个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国家，一味地遵循礼仪王道，并不能让其摆脱被吞并的结局。彼时兴起的国家往往是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中，果断采取改革措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逐渐在中原称霸的。那些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只能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虞虢两国正是这场淘汰赛中最微不足道的牺牲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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