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早期的生活环境造就了胡适
著名学者熊培云说：所说的人杰地灵，不如反过来说：地灵人杰。环境造就了一个人的成长，而非人的成就影响了环境。一个人一生，尤其是早期阶段，所接触的环境，往往决定了人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直接或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处事或处世的方式，很长时间甚或一生都难以改变。
胡适出生在徽州绩溪，徽州人善做生意，“徽州帮”、“徽骆驼”、“绩溪牛”等远近闻名。胡适的身上也继承了徽州人的优良传统，并始终引以为豪。胡适不仅以“努力做徽骆驼”来勉励自己，而且对徽州著名学者等很熟悉。“衣锦还乡”成为名族意识中的结晶，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还乡时的一份虚荣心，更多对家乡一切的热爱与自豪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胡适的父亲有志向，有文采，虽然对胡适的直接影响并不多，在胡适3岁时就死了，但是胡适有位合格的母亲，母亲想方设法照丈夫的遗愿送胡适去读书。
胡适接触父亲的《学为人诗》，开始懂得忠义孝节；听从母亲，每晚放学向孔夫子拜揖，成为孔子的信徒；胡适心理还装满了神佛观念与轮回思想。在小时候，胡适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判断，只是抱着属于孩子天性，对外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学习或接受一切新的知识。即使后来留学美国，胡适仍然极易为外界环境所改变。接受了“进化论”，改变了他原来的神佛观念，甚至会极力批判；在美国，受身边美国人的影响，也成为了“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随着，年龄的增加，胡适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慢慢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而这些都是在美国形成的，包括他最为主要的“自由主义”。生命得以精彩与延续的源头在于尝试，固守原始，必定会错过更精彩的改变。
即使如此，胡适接受的新文化、新思想并没有完全改变胡适自小的认识，就如他早年信奉的老子的不争哲学，并且竟与美国接触到的《圣经》结合起来了，使之成为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梁启超，这也是他所保留下来的。梁启超还影响过毛泽东，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后来曾追随过胡适。胡适极力赞扬梁启超、戌戍变法、肯定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这种思维可以作为胡适后期的“好政府主义”等的一个原因。在混战时期，胡适因正统思想，始终未给共产党一份支持的话语，可能他也很清楚蒋介石政府的专制倾向。但是，他想保全一个更有实力的政府，然后再开始他的好人政府主义，寻求一种改良。这与当初梁启超极力寻求改良封建主义制度的方式，多有几分相似。政府本就无能了，改变也只是徒劳。根本的问题与矛盾不去除，再美好的理想也只能成为幻想。胡适一直认为万事可商量，万事都有变好的可能。胡适对一切都保持着宽容心态，不分对象地革命或改良固然是不行的。
2：中国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
中国20世纪初期的社会，许多知识分子接触到新的文化或思想。在新文化的新思想“涨潮”中，一切显得那么好而优秀，以至于在某些人眼中自己的那些“传统”是那么不起眼，也有些人对这如此多好的一切，忘却了其可能或必定存在的缺点与不足。知识分子们充满了空前的兴奋感。知识分子们首先着力处理的问题就是那些旧的文化、道德、伦理等。
在这场新文化，新思想，新事物的大潮中，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既是社会事件的实行者又是社会事件的“观众”。短短20年，从改良到革命，各知识分子从文字或出国学习中学到或看到的新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中慢慢形成自己的拯救民族的一张“药方”，有成有败，或激进或缓和，对社会中的任何一位知识分子都是一种痛并快乐的考验。
一个当时寻求道路的知识分子中面临的现实尴尬与矛盾：这些生长在本土的知识分子，他们接触的是本土的文字语言、文化历史。通过文字或留学，认知了一个新而有诸多远远比其本土优越的现实。于是，他们用依旧属于旧的“文言文”批判旧的一切，如此想想，多少有点滑稽可笑。就如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然较为通俗，可还是用的是文言文。只有胡适的翻译的小说和诗是白话，是《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白话文字。。真正的文学改良，说是从胡适开始的一点都不为过。在这个时代，有知识分子一直宣扬接受新事物的必要性，而就文学方面。胡适不仅宣扬文章白话文的必要性，而且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尝试，身体力行。胡适是位难得的负责的文学革命者。
或者，我们应该换个角度看待胡适的高深：如果我们仅是把一个问题“是”与“否”，“对”与“错”，不管多么“义正言辞”地抛给公众，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小或短暂的。身体力行的实践，一方面使公众对其理论有更深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能较有效地避免误会的产生。现实中的“标题党”便是一个反例。并非胡适思考多么成熟或深入，而是其一开始，方法与路子就是对的。纵观起来，文化改革方面是胡适一生中做的最为成功与正确的事。
胡适崇尚自由主义，一方面体现就睡观点自由，于是对相对的观点有更多的容忍之心。与其说胡适大度，倒不如说是胡适“自由主义”的功劳。各种所谓的深度或高度的问题结果，可以用同一起点的原因（平等的原因）解释。
3：胡适：卷入资本与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辛亥革命终于能有了一个突破性的果实。胡适一开始并不看好辛亥革命，更没有看好过孙中山。孙中山在胡适心目中的地位始终没有超越过胡适心目中的梁启超。胡适一直到蒋介石的政府，才开始关注政府的概念，胡适的“好人政府主义”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个人觉得，胡适在社会方面的各种观点其实可以用他的自由主义来解答。胡适在美国上大学，也多次在美国演讲，胡适的博士头衔不少也是来源于美国的大学。美国政治、法制、经济方面的各种自由给胡适留下很深的印象。自由主义成为胡适在探索救国方向的一个毕生梦想，并且把他的这种主义应用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多个方面。
初期的观点自由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胡适推崇过“好政府主义”，实质就是由好人、专家治理政府，管理社会，这其实可以说是胡适把他的“自由主义”向政治方面的一次宣扬。胡适一次拜访美国的朋友，看到美国的泥瓦匠都开汽车去工作，很受感动，胡适极力称赞美国这种经济上的自由。胡适问朋友：“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胡适认为自由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难道不与70年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提出多有几分相似吗？胡适的经济自由的观点是何等的先进。另外，胡适也将自由推向法律。胡适在一篇《人权与约法》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法治不仅仅只对着老百姓和民众团体的，也应该对着政府、党和军队的所有官员的。
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不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建设的制度，并且有相应的党派。而自由主义更多是胡适所梦想的一种社会状态。主义与制度的跨越，可能更多了一些利益争夺。胡适没有认真研究过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只相信自由主义。
一介书生，不谙国际现实政治，执着与理想化的书生本色，难免在官场政治选择面前有所“失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心中不谈主义的书生误入了仕途，仅凭他的一腔热情与理想。自由主义难以成制度，既不是共产主义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主义无法与制度直接相连，难成是必然的，也难免为小人所利用。胡适在社会建设方面的探索可能在一开始就错了，或者说胡适做的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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