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这是我读了张凤阳所著《现代性的谱系》一书写的读书笔记。该书展现了西方现代化国家“现代性”的三个典型表现，即：世俗趣味的高涨和自由秩序的扩展；自然的数学化和行动的合理性；漂泊的性灵和放纵的肉身，并揭示出推动它们生成的三种社会思潮（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及三种思潮的形成发展变迁过程。
上篇：世俗趣味的高涨和自由秩序的扩展。对应的思潮是自由主义，前面主要介绍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生成发展。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是天赋的，任何人不可侵犯和剥夺，并十分警惕国家、政府等公权力的扩张，防止对个人权利造成威胁。
内容继续：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还来不及叹服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的主张，它已走入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展。这里涉及到自由和平等的关系问题，古典自由主义提倡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即设置一套适用于一切选手的比赛规则，保证他们进行自由竞争。然而，每个人的天赋才能是不同的，“人人生而不同”，一味强调自由竞争则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但古典自由主义声称，个人天赋是自然前提，必须接受，结果不均也是“成就原则”而不是“特权等级原则”，也应坦然面对。自由就是在平等条件下放手让人们以各自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你追求不到是你自己的事。
该主张表现的非常冷酷无情。斯宾塞甚至将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观点糅杂在一起，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一条社会进化铁律，不可动摇。他强调，”即使这条铁律对包括孤儿寡女、老弱病残在内的“无能之辈”是一场灾难，也不赞成政府出面，对弱者施以援手。扶弱济贫等于惩优保劣，其慈善的外表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抗拒进化的退化逻辑。只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充分竞争，才能使强者自由成长，来改良种族和社会有机体。”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强权即公理。推崇精英，鄙视平庸，弱肉强食，摒弃道德，社会极度不公。资本家加剧对工人的剥削，两极分化愈益加大，这也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悲惨生活的场景被马克思写入他的著作中。这是个血腥的、兽性的、以丛林法则主导的社会。
为了化解社会危机，自由主义内部发生了变革，一是重新理解个人自由，二是重新理解政府职能。消极的自由观在于尽力减少外部限制，对个人在涉己范围内的自由持放任态度。那么新自由主义则主张修正无为而治的消极立场，用责任担当的严肃和认真来对个人的自由选择作正当的限制性规定，包括：1.自由的行为应遵循正义原则，是道德的；2.自由的目标应该有助于公共利益。3.自由的实现应该关乎民众的福祉。这就很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干预，加之1929年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要摒弃偏执的放任主义，对贪婪的利己行为给以严格的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
在罗斯福新政下，加大了政府对市场运作和财富分配的干预，不再单纯相信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是实行宏观调控，给予弱者物质保障。按照罗斯福新政的主张，如果把自由理解为从某种束缚下获得解放，那现在它首先应当从垄断组织的束缚下获得解放。解放的目标是真正实现机会平等，确保基本生存条件，使民众从非人道的悲惨境遇下解脱出来。罗斯福又对自由增加了两项内容：“不虞匮乏的自由”和“不虞恐惧的自由”，可称为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界碑。新自由主义因提出自由还应被理解为个人积极追求并获取幸福的现实能力，而使自由主义发展发生转折。罗斯福使政府的作用和地位加强，政府干预因肩负了崇高的道德使命而具有合法性。然而，新自由主义类似劫富济贫的做法，也受到资本家阶级的反对。
对新自由主义的隐忧和发展
虽然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危机，但却引起了哈耶克、伯林、波普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隐忧：按照“新政”的套路，自由主义会不会真的投入社会主义怀抱，从而实质性地改变颜色呢？（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天然的警惕和敌视社会主义）。因为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所吸引的左翼激进倾向（可见，社会主义曾经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中国的强大会再次迸发吸引力，我们应当制度自信）。哈耶克认为新自由主义可能短期内能解决社会危机，但长期看会产生负面效果。哈耶克等人仍然站在捍卫个人权利，提防国家和政府权力扩张的立场上，对自由主义做了更高层次的阐释：个人本位（权利）、价值多元（不要整齐划一的价值一元，而要宽容谅解，允许多元价值）、有限理性、合理避害、扩展秩序。这一系列主张其实针对性很强，反对政府干预，担心社会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
“任何思想的变迁都必须联系特定的时代条件来认识”。当社会大萧条、百姓生活匮乏痛苦时，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得到民众支持，但资本主义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等渡过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仍是资本主义。罗尔斯《正义论》为资本主义制度给出了很好的合法性辩护。罗尔斯称：一种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能够被确认，从现代水平来看，关键是要考察它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正义价值。他认为，在兼顾利益差别和公民友谊基础上，探索一种分配权利与义务的适当办法，他构建了一个融“自由、平等、博爱”于一体的价值优先性序列。这个序列中自由优先，平等是指宪法规定的基本自由必须平等地扩展到每一个公民身上，没有歧视。平等地“参与原则”，即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政治事务。罗尔斯还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修正，即博爱精神，考虑到市场竞争会造成个人之间日益巨大的差异，要使效率追求获得价值正当性，不但有赖于对机会公正平等原则的遵守，还应当给财富收入方面的最少受惠者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这是罗尔斯最独特的主张。他提出“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它也许不排斥“优胜”，但却不至于使社会中的弱者无可奈何地遭到“劣汰”，这便是人道。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驳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罗尔斯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主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批驳，认为他对“最少受益者”的偏爱，有倡导平均主义之嫌，而且因追求结果平等而伤害到个人的自由权利。到了60、70年代，对“积极”自由主义的斥责，也造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势头。另外，西方国家长期推行的福利政策引发的两大现实难题，也强化了这一势头。第一个难题是个人奋求意志的衰退。以罗斯福新政为界标确定下来的公民基本权利“不虞匮乏”“不虞恐惧”的名义下享受有保障的生活。形成了以减轻个人责任为主要诺言的文化运动，并催生了日益高涨的“应享意识”。间接推动了工作欲的衰退和享乐主义的盛行。第二个难题是政府公共形象的破损。当政府职能和规模不断膨胀，最后变成庞然大物时，他也跳进了自己挖掘的陷阱：“政府不仅许诺要建立一个货真价实的福利国家，而且许诺要弥补所有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带来的损失。”
在“积极”自由主义倡导的政策下，社会问题丛生，也一再应验了哈耶克预言的诸多问题：“国家干预破坏市场机制，造成企业创新意识萎缩，效率降低，“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带来不适度的平等分配，反使人们丧失进取精神，工作热情退减；四处扩张的政府权力既伤害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也因乱开空头支票而背上沉重负担，甚至由此助燃公众怨愤的导火索。60年代末70年代初，震撼美国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再加上新一轮的经济萧条，宣告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浪潮步入末路。’”历史转了个圈圈，当年被它斥为保守的、顽固的“原教旨”自由主义，现在要来革他的命了。
于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真正的自由主义”，就是由洛克和斯密奠基，而后被哈耶克、伯林等人发展的古典自由主义。他们坚称，要重建美国人的梦想，必须对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偏颇加以纠正，坚定不移的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信念。由此，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重申，并提出，社会中的能人可以对弱者提供救助，但必须基于自愿原则，而不能当做法定义务被国家强迫履行，不能强求平等，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不是什么平等主义或福利主义。他们甚至举例，向一个身体健全的人要求说：你用你的眼睛已看了五年，现在应该把它移植给先天残疾的某位盲人了。这难道是可接受的吗？（这样的举例，的确让人无言以对。）从理论上讲，古典自由主义有其合理性，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问题，它也不是万能良药。
两种个人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在自由主义阵营几经裂变，其捍卫个人权利的原则立场却一以贯之，没有丝毫的动摇。在自由主义价值观指引下，西方社会形成了两个典型取向：一个是追逐财富、聚集资本的功利谋划，其人格样板是企业家，是“功利型个人主义”；另一个是寻觅新奇、张扬自我的个性表现，人格样板是艺术家，是“表现型个人主义”。西方社会的自由格调，就是二者交缠耦合而来。
功利型个人主义体现为计算型性格，“首先在工商业立足，而后开始向其他领域散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爱情、良知、信仰、审美在内的人世间的一切，都转换成买卖对象，并且可以像数学计算那样精确的测量出它们的货币比值的大小与多少”。结果造成人际关系的全面物化。在这种物化的人际关系背后，不但有一颗颗冷漠的心，更透露出一双双贼亮的利己眼目。于是，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
表现型个人主义追求个性的多样化，逐渐发展为极度的享乐主义，造成的后果是，“个性表现一步步演化为追求感官刺激的放浪轻狂，最后竟然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怪僻成为常规，叛逆变成时髦，经验探险成了一场花样翻新且永不止息的时尚竞赛。”“真正的现代并不打算延缓满足，而是被满足的不可能性”。个性欲望的无阻碍的永续流动构成了现代性的典型特征。
“两种个人主义交织，表现为工商精神的胜利和本能造反的成功，是刻板规矩与放浪形骸、冷漠自私与及时行乐成为现代人的两个面相。”（张凤阳教授描述的实在精辟！）由此，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流行起来。
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1.在否定的意义上，文化保守主义立足于道德约束，对个性自由的负面社会效应持批评态度。2.在肯定意义上，文化保守主义尊重传统，尊重权威，尤其强调信仰的虔诚。3.对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比较偏好，对斩断传统巨链的新奇性探索，特别是激进的文化变革怀有近乎本能的抵触。并提出合理约束自然欲望，针对道德生态失衡进行重建。文化保守主义对于疗愈现代性的病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对第一部分总结梳理完毕。可以看到，各种社会思潮必定是在时代的呼唤中产生的，一定要立足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来分析考量，这也体现出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也反映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每一种社会思潮一定程度上都在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并非无用，反而作用很大。另外，可以看到，学者一定要有问题意识，敏锐的感受社会变化，捕捉问题，以使社会变好的责任感展开研究，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学者都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展现这样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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