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式耕作拯救大自然
把全世界所有的谷类作物加在一起来看，2005年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1968年的两倍。亩产量的提高大规模地释放了土地。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家英杜尔·郭克拉尼计算完成的惊人统计数字。如果1998年的亩产量仍然是1968年的水平，那么养活60亿人口就需要开垦79亿英亩土地（1998年实际开垦的耕地仅为37亿英亩），差不多相当于整个南美洲减去智利后的面积。今天人们使用的农业土地（即开垦、种植或放牧）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8%，可按1961年的亩产量计算，要想养活现在的总人口数，农业用地得占到82%。集约式耕作为地球节约了44%的荒地。
然而，在西欧和东亚，人们虽说吃掉了近一半的植物产出，留给其他物种的部分却几乎没有减少——因为他们用肥料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生产率：我家附近的草甸每年喷洒两次硝酸盐，不光养活了大群的奶牛，地里还到处都是蚯蚓、大蚊和粪蝇，更有以它们为食的山鸟、寒鸦和燕子。实际上，这给了人们极大保持乐观态度的信心，因为它意味着，倘若整个非洲和中亚走上集约化农业的道路，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又维持更多的其他物种
用除草剂就能控制杂草，用不着犁了，越来越多的作物可以不用耕耘，直接播种。这就减少了土壤侵蚀、泥沙径流，也不用害死土壤里大量无辜的小动物了（犁地的话就会）——这一点，以小虫子为食的海鸥群可以作证。食品用防腐剂加工，虽说备受赶时髦的环保人士所鄙视，却极大地减少了食物浪费。就连在牲畜棚里成批圈养的鸡、猪和牛，也无疑以更少的饲料、污染和疾病生产出了更多的肉。
贯穿整个21世纪，世界会制定出合理的目标，以越来越高的标准养活自己，同时，它非但无须新开垦土地，相反，还会逐步减少现有的耕地面积。
如果我们全都改吃素食，我们的土地需求量会变得更少，可如果我们改走有机路线，土地需求量会增加——想用奶牛的粪便为土地施肥，我们还需要额外的土地来养活这些奶牛才行。更确切地说，要取代目前使用的所有工业化氮肥，意味着要用额外的300亿英亩牧场来放牧额外的70亿头牛。
莱斯特·布朗指出，印度的地下水很快就会耗尽，恒河又逐年干旱，可该国却极大地依赖这两种水源来灌溉庄稼。在全世界范围内，灌溉水蒸发带来的土壤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灌溉农作物占了全世界整整70%的用水量。但他接着承认，灌溉系统的效率（也即水分蒸发的损失）正迅速走高；另外，滴灌这种成熟的技术几乎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诸如塞浦路斯、以色列和约旦等国已经大量采用滴灌。换言之，灌溉浪费水是水价太低的产物。一旦水能够依靠市场正确定价，人们不仅会更加节约用水，还有了存储它的动机，水资源很快就能重新丰富起来。
为了在2050年养活90亿人口，我们需要这么做——采取下列举措，把农业产量翻一番：在非洲大力提高化肥使用比例，在亚洲和美洲采用滴灌技术，在诸多热带国家推广双季作物，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转基因作物，提高亩产量、减少污染；从用谷物饲养牛改成用大豆喂养，继续扩大鱼、鸡和猪的相对养殖量，减少牛羊的相对养殖量（鸡和鱼转化谷物变成肉的效率是牛的3倍，猪介于两者之间）；扩大贸易，这不光是因为吃饭的嘴巴和农作物不长在一个地方，更是因为贸易鼓励专业化，不同的地区专门种植当地亩产量最高的作物。通过这些举措，把农业产量翻一番。如果价格信号驱动全世界的农民采用了上述措施，那么，完全可以设想，到2050年，90亿人口靠着面积更小的耕地，吃得比现在更舒服，同时，大片土地释放出来成为了自然保护区。想象一下：2050年的时候，大片大片的耕地重新变成了野生的树林和草原。这是一个美好的目标，它只能靠着进一步的集约式农业和进步来实现，而不是倒退回从前，过有机生活。
当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时候，每人大约需要1000公顷的土地来维持。如今，靠着农业、基因遗传学、石油、机械和贸易，每人所需的土地减少到了1000多平方米，也就是1公顷的1/10，这一切得以实现，无非是因为每平方米的耕地种上了它最适宜生长的作物，再依靠全球贸易的分配，让所有人都能获得每一种必需的农产品。还是那句话：专业化生产，多元化消费，是走向繁荣的关键。
错误的有机呼吁
要是世界真的打算走有机之路——也就是说，让农业从植物和鱼类里获得氮，而不是依靠工厂和化石燃料从空气里获得氮，那么，2050年的90亿人，恐怕有不少都会忍饥挨饿，所有的热带雨林都会被砍伐干净。是的，我说的就是“所有的”热带雨林。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有机农业就是产量低，原因很简单：化学作用。由于有机农业放弃了所有的合成肥料，它会把土壤里的矿物营养成分耗尽——特别是磷和钾，但最终，硫、钙和锰也会用个精光。往土壤里加入碾碎的石头或压扁的鱼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这么做，你得先开矿、捕鱼才行。不过，更主要的问题在于缺氮，这可以靠种植豆类（苜蓿或豆子）来解决，豆类可以从空气里将氮固定下来，然后再把它们耕到土壤里，或者，用豆子喂牲畜，把牲畜排出的粪便耕进土壤里。依靠这些帮助，一部分有机土地可以实现施加化肥时的高产量，但前提是利用额外的土地种植豆类、饲养牲畜，这样，之前的那块土地才能产量翻番。与此相反，传统的工业化农业是从最有效的地方获取氮的——也就是靠工厂从空气里固氮，无需占用额外的土地。
走有机路线的农民同样还想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除非你希望有机食物昂贵、稀缺、肮脏、容易腐烂，否则，它必然会采用集约式耕作。
可是，当一种能提高有机农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技术出现的时候，有机运动却一口拒绝了。这种技术就是基因改造，它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发明，本意是想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替代使用伽马射线和致癌化学物的“诱变育种”。过去半个世纪里，有多少作物是采用“诱变育种”制造出来的，你知道吗？有多少面粉来自一种受了辐射的硬粒小麦，你知道吗？大多数亚洲梨都长在受了辐射的嫁接枝条上，你知道吗？
有机运动坚决要把农业技术冻结在20世纪中期的水平，它错失了其后诸多发明带给环境的好处。“我真是受够了，如今的人们肯定不会找只用听诊器、不用核磁共振检查的医生看病，可他们却要求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只用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来种庄稼。”密苏里的农民布莱克·赫斯特写道[插图]。走有机路线的农民乐于喷洒硫酸铜或硫酸烟碱，却不用杀虫速度快、对哺乳动物毒害极低、不会在环境里长久存在、对非害虫昆虫无附加损害的合成除虫菊酯。他们不用除草剂，这也就是说，他们要么使用低工资的劳动力人工清除杂草，要么采用翻耕火烧的方式除草，而翻耕火烧会彻底摧毁土壤的动物群、加速土壤侵蚀、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他们不用工厂制造的氮肥，却纵容自己使用拖网捕获的鱼制成的肥料。
基因改造技术
其实，光从定义来看，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都是“改造”了基因的。它们全是怪异的突变体，产量高得违背了自然规律，种子可以自由脱粒，果实又大又甜，全靠人类的干预才能生存下来。胡萝卜是橙色的，因为16世纪荷兰人最初选中的突变品种是橙色的。香蕉是不育的，它没有结实能力。小麦的每个细胞里都有3种完整的二倍体基因组，分别来自3种不同的野草，把小麦放到野生环境底下，它根本没法生存。水稻、玉米和小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突变：让植株的种子长得更大，预防落叶，让谷粒更易脱落。这些突变都是人工选择的，尽管是由早先的农民在播种和收获时不经意间选择出来的。
但现代基因改造技术使用的是单个基因，施压团体煽动起来的不理性恐惧简直要把它扼杀在襁褓里了。首先，他们说，转基因食物可能不大安全。吃了一万亿顿转基因伙食之后，没有出现过一起因为转基因食物致使人类患病的案例，这种论点不攻自破了。接着，他们又说，让基因跨越物种屏障，有违自然。可小麦，这一种植数量最大的农作物，本来就是有违自然的“多倍体”，它混合了三种野生植物的基因。再之后，他们说，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作物，只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帮助农民。哈，拖拉机不也一样嘛。接下来，他们又举出一个奇异的论点：抗除草剂的作物或许会跟野生植物杂种繁殖出一种用除草剂杀不死的“超级”杂草。这些人本来就反对使用除草剂，既然如此，叫除草剂失效，岂不是他们最想要的结果吗？
到2008年，转基因技术发明不到25年，全世界整整10%的可用耕地（3000万英亩）种植起了转基因作物，这是农业历史上采用新技术最迅速也最成功的一次。只有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在激进的环保主义者施加的压力下，怀着“对饥饿的习惯性冷漠”态度，拒绝了转基因作物。经西方活动家的大力游说，非洲各国政府把转基因作物用烦琐的程序给捆绑了起来，除了3个国家（南非、布基纳法索[插图]和埃及），其余非洲地区均不可商业化种植。2002年出过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在施压团体（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亦卷入其中）的抗议下，赞比亚政府在饥荒之中竟然拒绝了外国捐助的食品，就因为转基因可能存在危险！施压团体甚至对赞比亚代表说，转基因作物恐怕会导致病毒感染。美国农业问题专家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写道[插图]：“欧洲人把最奢侈的口味强加给了最贫困的人民。”“黄金大米”的开发者英高·伯特里库斯（Ingo Potrykus）认为[插图]：“盲目地反对一切转基因食品，只有吃得太饱的西方人才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活动。”肯尼亚科学家弗罗伦斯·温布古（Florence Wambugu）说[插图]：“你们发达国家的人尽可以自由自在地辩论转基因食品的优缺点，但我们能不能先拿它吃饱了肚子再说？”
其实，从转基因作物里能获得最大好处的恰恰是非洲，因为当地农民多为小农户，难得使用化学农药。乌干达有一种名叫“叶斑病”的真菌类疾病，威胁着该国的主食香蕉作物，有着水稻基因的抗菌品种却因为管制多年无法上市，转基因的实验农场只好用挂锁的篱笆拦起来——倒不是为了不让它们免遭抗议者的践踏，而是为了不让迫不及待的用户提前把它们抢走。过去35年里，非洲的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了20%[插图]，茎螟蛾的幼虫让非洲的玉米作物损失了大约15%，储存时的甲虫灾害还要让它损失至少相同的比例，而bt小麦却能同时抵抗这两种害虫。企业所有权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西方企业和基金会都热心地通过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等组织，把这类作物提供给非洲农民，不收授权费。希望现出了曙光。2010年，肯尼亚对抗旱和抗玉米虫的小麦开始了田间试验[插图]，尽管其后会有长达数年时间的安全检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反转基因作物运动的主要结果是：拖延了化学农药退出市场的时间；使得只有商业作物才花得起钱，穿越监管的丛林进入市场；最终，也就意味着小农户和慈善机构根本就无法接触到这些作物。由于只有大企业才承受得起环保主义施加压力制定的监管条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基因工程仍然会是它们的保留地。然而，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益处已经相当大了——只要种了转基因棉花，农药的使用量就会迅速下降，只要种了耐除草剂的大豆，免耕就会令土壤更加肥沃。
前几天和朋友聊到【崔永元反对转基因】一事，突然想到卡姆在脱口秀大会里的一个段子“感谢评委们从相声和主持的专业角度来评判我的脱口秀，放眼全国，谁又比你们更适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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