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楚王室同姓贵族，青年时曾供职于兰台。
楚怀王十年，出任左徒之官，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对内主张政治改革。
他受命草拟宪令，因为妨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受到上官大夫、宠臣靳尚、王妃郑袖等人的谗毁，加之秦国的离间，于怀王十六年被免去左徒之官，转而担任教育王族子弟的三闾大夫。
楚怀王受张仪欺骗，又被秦国先后在丹阳、蓝田打得大败，于十八年又命屈原出使齐国，恢复齐楚邦交。
怀王二十四五年，秦楚和好，屈原又被流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负责云梦泽的山林泽薮和君王狩猎事宜等。在那里他创作了《涉江》、《哀郢》、《怀沙》等作品。
顷襄王十六年，顷襄王与秦昭王会于楚国古都鄢郢，屈原感到楚国灭亡之势已定，遂自投汨罗江而死。
对于屈原之死，古往今来，各家说法纷纭。
周建忠先生在《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义一文中总结出了六种说法即洁身说、殉国说、殉道说、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和赐死说；
张叶庐认为“《哀郢》内容跟郢都沦陷无关”、“屈原的自沉不是因为郢度都沦陷”；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们对于屈原之死的意义及研究开始向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多个角度转变。
董运庭先生的《再论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屈原之死并不是愚忠的表现，而是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而又无力拯救的悲剧性结果，是他的理想、信念彻底破灭的必然结果”。
基于以上及一些其他的文章之启发，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即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来对屈原之死进行探析。
一、屈原生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屈原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卒于公元前二八五年，历威王、怀王、襄王三朝。
屈原主要活动是在怀王时代，因为“娴于辞令”，得到了怀王的赏识，做了文学侍臣，当时各个诸侯国势力增强，“越礼僭分”，所以士阶层学习周朝献诗讽谏的习惯，以说辞来为统治阶级者效劳。
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的人生轨迹做了大致的勾勒，从为官到见疏，从放逐到沉江，屈原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青壮年时期：从政治上的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到受谗言陷害、被疏远、遭放逐的政治逆境，他既没有把胸中的块垒化为沉郁，也没有激愤不已、无法自控，而是不断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充满着自信心和希望。
第二，中晚年时期：以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秦国为转折点，屈原经历着超常的心灵痛苦和折磨，感受着无法调和的内心冲突，已经表现出轻度的心理异常状态，如精神恍惚，感知错幻、情绪躁狂、亢进兴奋、焦虑与绝望感。
第三，走向自杀：屈原之死是历史之必然选择，同时也与他最后绝望时生理疲惫、心理异常有着极大的关系。
二、无奈与悲痛
政治阴谋家嫉妒对方的才能自己却又不能超越时，常用的手法是以谗言离间其君臣关系或者是同僚关系，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即被嫉妒者的悲剧命运。
正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虽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靳尚就是以一种极其下流无耻的方式对于屈原做出诬陷、陷害的举动，造成屈原的坎坷、艰难人生，甚至是死亡的悲剧命运。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令尹子兰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这是靳尚、令尹子兰对于屈原的两次陷害，造成了“王怒而疏屈平”和“顷襄王怒而迁之”。
靳尚的嫉妒心理在作祟，因为他没有像屈原一样得到君主赏识，从深层次看，他有强烈嫉妒情绪，他企图将屈原毁灭，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毁灭对手，抬升自我。
靳尚的人格是一种典型的分裂人格，所以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1、对于未得到君主赏识而怀恨楚怀王、顷襄王，却又不得不在表面上忠诚于两位君主；
2、嫉妒屈原的同时想尽各种办法迫害屈原；
3、希望为国尽力却又接受张仪的贿赂损害楚国利益；
4、嫉妒屈原之才能和君主对其之赏识。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明察秋毫，细致入微地记录了很多细微的心理感受，如嫉妒、羡慕、仇恨、报复心理等，特别是嫉妒心理，通过大量的人物实例验证人类的一些负面情绪带来的危害
朱智贤先生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中对于“嫉妒”的定义是：“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由羞愧、愤怒、怨恨等组成的复杂情绪状态。”
以靳尚为例，他的嫉妒心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压力阶段：屈原忠君爱国的真挚情怀、美政思想、内政外交的卓越才能让楚怀王“甚任之”，而同列者上官大夫就显得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加之两人地位相当，这更加重了靳尚对于屈原的嫉妒，因为屈原得到了君主的重用和赏识，靳尚由攀比到失望，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导致其人格开始分裂。
挫败阶段：屈原的突出才能，让上官靳尚自愧不如，产生了很深的羞愧感。又因“怀王使屈原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所以靳尚从压力阶段开始转化到产生挫败感的阶段，他们无法用正当的手段，如努力增加自己的才能超越对方，而是心理失衡，无法排解，挫败感愈深。
发泄阶段：无法超越屈原的才能，挫败阶段的郁闷无法排解，找不到心灵的出口，于是开始滋生怨恨，与令尹子兰合谋，致屈原于死路，让屈原再也难以翻身。这种以对被嫉妒者进行发泄的行为，来完成自己的报复，令君主疏远贤臣。
其实，靳尚的行为沿袭了“嫉妒心理向嫉妒行为转化的常见模式：嫉妒——仇恨——毁灭
屈原之死，靳尚的离间，令尹子兰的陷害，怀王的误解都有着直接的责任，这也是造成屈原之悲剧的外部原因。
三、走向死亡
屈原在面对上官靳尚、令尹子兰的迫害时，无奈愤懑，但又无可诉说，于是只能借助手中的笔，抒发内心的愤懑痛苦之情：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怍离骚。
报国无门，但赤子之心留青史。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屈原寄心里宣泄和郁闷情感于文学作品，情感深处，仍旧是对君主的无限忠诚、对个人原则的不懈坚持、对社会现实的理想信念，无奈君主不明、时代不兴，当这些理想都无法实现时，只能以一死来表明自己的决心
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矣。此不知人之祸也。
屈原自身的性格对于他最后的悲剧也有一定的影响，“屈原则不然，人格弱点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谁想有意掩饰，他过于清高、孤傲，情感过于激烈，缺乏忍耐性，这些可以使他成为杰出的诗人，却很难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屈原的高尚追求不是在“遁世”的情况下做到的，而是处于政治斗争旋涡中，高调地宣扬自己的理想，针砭时弊，与小人做斗争。从他答渔父问就可以看出，“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出淤泥而不染”难能可贵，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过于引人注目，他才遭到了小人们明里暗里不断地迫害。
屈原被流放汉北期间，抒发了他为实现美政理想而努力却遭受打、排挤的悲愤情绪和强烈的爱国之情，他在《离骚》中七次言“死”：
“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
“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阽余身而危死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屈原是矛盾的，他不是因悲观厌世而自杀，相反的是他热爱生活、热爱故土、热爱他的民族，追求美好事物；虽是直面死亡、自投汨罗江，却在文学作品中透露出对生命的无比珍惜。
四、悲剧与伟大
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里借马斯特《悲剧》里的话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包围而奔逃，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
“对悲剧来说，要紧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猫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
屈原的人生悲剧是屈原之人生，也是司马迁自己满腔义愤之情的寄托。
屈原，是其自身悲剧人生的切身体验者，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身处逆境，小人迫害，自身的压力，几乎让他窒息，但是他又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顽强之人，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他从未屈服过，一直与黑暗势力做斗争，甚至不惜以死明志。
“屈子可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爱国主义的中心人物，他见不得污浊，他很高贵。一个人只要有屈子的某一点就不错了。屈原之死，既是其人格悲剧之解脱，又是其崇高人格的升华，既是对个体生命尊严与价值的执着守卫，又是对理想人性美的坚决维护，屈原的三个人生时期，越往后，其人格性和悲剧性越发展到极致，也越来越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主要在深层而不在表层，在观念而不在形态，在心理感情而不在理论言辞。
“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勇敢奋斗的豪歌；不是一蹶不振的颓丧，而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去；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一种胜利成功的快感，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
读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时有此同感，屈原的精神和品质影响着后世的许多人。
屈原的毁灭，屈原的悲剧，原因是很清楚的：楚王的不悟与小人的谗毁以及自身性格的原因。
屈原之死，无奈却又决绝，悲剧却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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