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喜欢带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生活及其他的事情，往往忽略了因时因地。标准要结合实际不断调整，那还成其为标准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种不断变化的标准很适合目前的环境，尤其是十八线以下及没有线的城镇村庄。美其名曰：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地方标准，一方独大。
我极讨厌这种被世人称之为圆滑世故、见人见鬼的思维方式。因为我是个愚人，既不圆滑也不世故，更是人鬼不分。
母亲定于在臂丛麻醉下进行右手腕骨折切开内固定手术。早上八点半左右家属签字，留母亲一人在病房等待。待我们签完字返回病房，只见房门敞开，只着内裤的母亲坐在周转床上，用另一只手慌乱的扯着窄小的、盖在腿上的绿色布单，都没有隔开同病室的男性病人。旁边有个胖护士指挥着。我一看这情形，凭着从护的多年经验，立刻问道，不是说臂丛麻醉吗？干嘛要把衣服都脱光？没有病号服吗？
那胖护士说，手术室里不让穿衣服，也没有病号服。我说，可就是臂丛麻醉也不至于脱这么光吧？她一听不乐意了，感觉她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她极不高兴的说，是你懂还是我懂？里面不让穿衣服是消毒的，另外还有其他护士帮腔。我固然知道手术间是消毒的，不让穿自身衣服的，那也是基于穿着病服去到手术间里面才脱的啊，从没听说过更没见过让患者在病房就把衣服脱了的，赤条条来去。何况还是个臂丛局部麻醉手术。书本上没学过，在实习的医院手术室更没见过。
我还想争辩，被父亲和弟弟拦下了。我也只好闭了嘴，拿了一床自带的薄被胡乱给母亲盖上。那边胖护士没好气的催促着我们。
我从护十年，也去过别的医院看过病做过手术。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恶劣的护士、医院环境和医院卫生。还是个十里八乡的县级医院。也未做过让患者在病房毫无遮挡的情况下脱得精光，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从未恶狠狠或充满鄙夷的对待过任何一名患者。而今天我全遇到了，我的三观颠覆的体无完肤。飞速发展的社会，竟会有如此恶劣的医疗行为和环境，不把患者当人看，尤其是从乡下来的求医者。
由家属推着平车护送患者到手术室门口，再由护士推到手术间。我把母亲的平车送进门，那个胖护士又没好气的呵斥我们，让我们出去她要关门。这时父亲开口了，说你态度能不能好点？怎么就斥咄的个乡下人？这时我弟也忍不住说让她态度好点。可是她哪里肯听？在她眼里她就是主宰我们命运的神，她说什么我们就得照着做，稍有反抗就给我们脸色看。把从乡下来的求医者们捏成圆的就是圆的，压成扁的就是扁的。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根本不敢提出任何异议，更不敢反抗。对于他们来说，经历这样的事情和进入这样的地方，已经把他们吓破了胆，丧失了魂，失去了任何判断力，就像羔羊般任人宰割。
她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医者仁心，没有仁更没有心。
一直站在旁边冷眼看着的我，突然爆发了。自己母亲的尊严在病房就已经被她践踏了一次，虽然乡下人不大在意这些个细枝末节，但不代表她们没有尊严，或者不需要尊严。我提高嗓门儿喊道，嘿，咋了？用方言冲着她们嚷，我早已对其不满了。
可你不满又能怎样呢？父亲早在办理完住院手续之后，我们回来之前就已经给了主刀医生五百的红包了，后来手术当日还给了麻醉医生，那是他们辛苦多少天才能挣来的。
虽然县医院墙上赫然挂着“禁止收受红包，杜绝药品回扣”几个红色大字，下面还留着举报电话，但那只是一个像挂在墙上的风景装饰画一样的存在。需要手术的患者家属给医生麻醉师塞红包蔚然成风，是十里八乡公开的秘密，为了让患者在术后少受一点疼痛，每位家属都会那样做。据说曾有没送红包的患者，术后疼痛难忍，痛苦整晚。也有亲历生产的妇人，第一胎与第二胎均在县医院，送红包与不送之差，形成天壤之别。
我为这个县城感到悲哀，在我幼时，九十年代初，那时各行各业送礼是公认的、合理的社交行为。但最近十年，国家在反腐倡廉建设，禁止行贿受贿，严打严罚。而这个小县城就像被政府遗忘了一样，依然沿用着三十年前的旧习，而且还世代传承。
医院环境极差，走廊里满飘着烟味，或浓或淡；每个病房的地面、床下、床头柜，就像从一建院起再无清洁过一样。即使是旧院区也该做好日常清洁工作啊，就像有了新的住院楼，老楼像敝履一样被抛弃。
中国千千万万的乡下人辛苦劳作、耕地种田、打造地基、修建铁路，供养着那些所谓高层人士的衣食住行。他们的目的达成了，对乡下人就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履了。
虽然国家在大力推进农民的各项收入和处境，但在北方农村地区，在层层盘剥之后，真正落在农民手里的恐怕也所剩无几了。
而我这等愚人，如何能斗争过那些面目狰狞的地方主义呢？犹如螳臂挡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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