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大暑的前一天，一个和现在一样炎热的七月。
我想，那时的妈妈，躺在中医院的病床上，等待着见我的心情，一定胜过夏日得热情吧。
三十年后同样炎热的一天，妈妈查出了肠癌。
去年夏天因此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注定是漫长的煎熬。
我一如既往的装作冷静，听着姨舅们出的主意，有说去省会哈尔滨治疗的，更多的建议去我姐姐在上海工作的瑞金医院。
于是，七月的上海，盛夏的浦东，飞机降落了。
我是晚于继父和妈妈出发的，我需要安排好单位的工作和老婆孩子，毕竟我的姑娘才两岁，离开她，也让我很放心不下。姐姐帮妈妈安排了病房并陪着各项检查，之后确定了手术日期，我只身一人飞往上海。
飞行中，我还在想着此行的无数可能性，以及知道病情后纠缠我的问题：“我才30岁，我要面对这一切吗？确定吗？”
我在问的是谁呢？让谁去确定呢？
往事种种像幻灯片一般播放着。
似乎演绎前三十年的夏日，似乎演绎父母分开的夏天，又似乎演绎着我所有的焦虑和不安。
忘记是在4岁还是5岁时，一日我在姥姥家玩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电锅，电锅里的粥翻倒在我的右臂上，当时的我一定疼的哇哇大哭吧，爸爸立刻带我去医院包扎处理，那之后的记忆印象深刻，妈妈数落着爸爸：“大夏天的烫伤怎么能包？”
我想医生自然有专业的判断吧，姥姥为此自责了好一阵子，说着不给姐姐包书皮就好了。之后过了不算久，去做了缝合手术，我还记忆犹新，因为打过麻药后，我又担心又紧张，也睡不着，看着医生在用手术刀划过胳膊上的皮和肉，我感觉到除了麻药以外的一种疼，我不明白疼到什么程度，但我只记得我一直咬的牙齿嘎嘎直响，也没有哭过一声。
此时，右臂上的伤疤阵阵发痒，我才发现飞过的城市下着雨，我想起了小学毕业时去往北京，淋湿八达岭的雨。
那是个暑假，天气开始热了起来，爸爸妈妈带我去了北京，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曾想看看北京的繁华，天安门的升旗，长城的巍峨，我们走遍繁华，登上嘉峪关，却在回程时和爸爸说了再见。分开时我抱着爸爸哭了好长一会儿，在所有人的印象中，长大后我是个不会哭的孩子，即使很委屈很难过，也会在某个角落不让人察觉，我一开始就知道会和爸爸分开，却刚刚才明白以后的夏天需要一个人坚强。
飞机即将降落的提示音，将我拉回了现实中，第二次来到上海，怀着天差地别的心情踏上这片土地，上次憧憬着外滩、东方明珠，这次希望妈妈一切安好，如此就好。
瑞金医院比想象中的大多了，36栋楼组成的建筑群，让我费了些时间才找到妈妈的病房。
妈妈比刚出发时瘦了些许，面容有些憔悴，但依然如年少时的妈妈一样美丽，她仍说着一切关于自己很乐观，想得开，不害怕的词句，拼凑着所有她想到的语言，我们微笑着告诉她会没事的，听在心里却比浦东38°的夏日还要让人喘不上气。
两日后，手术将开始，这里的医院不准许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妈妈告诉大家：“都不要去了，在屋坐着吧，没事的”，我和继父还是放心不下，去了地下能看见手术室大门的等候区，观察大荧幕，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早些看到她出来告诉我，她没事，她不怕。
可能是我怕了吧。
手术比较顺利，切片会送去检查病理，需要一些时日。回到病床上的妈妈还是很虚弱的，依然告诉大家：“我很好，没事的”。我看见妈妈额头的汗珠，滚动的重量压湿了病服的衣襟，大家告诉她“睡一会儿吧，麻药劲过了你该睡不着了。”
我的坚强可能来自妈妈，她很少喊疼，特别能忍耐，无论是此时的病痛还是她年轻时的生活，我想每一个坚强的女子都值得被尊重和心疼，走过半生，她还是那个不会被生活压垮的年轻妈妈。
夜晚，总是要疼过白天。
我躺在充气床上，妈妈告诉我她没事，睡一会儿，叫我也去睡吧。我知道她一直疼的睡不着，辗转反侧，仍然怕我熬夜。我偶尔问候一下，给她倒些热水润润嘴唇，盖一下被子，扶她起身去厕所。
她总是说着：“我自己就行，不用起来”。
我对此总是笑一笑，三十年前，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彻夜照顾我，告诉大家我自己能行。
三四个睡不踏实的夜晚后，妈妈比病区的其他人要坚韧得多，能用很短的时间自主下地溜达，
医生说感觉有力气时在走廊转转走走有利于恢复，她仍说着自己能行，扶着墙壁缓慢前行，我们还是放心不下，远远地看着，直到她吃力地转身以后再回来。
看到她一点一点的好转，我才放心的飞离了上海。
接下来还要有好几期的化疗再等待她，我知道她能行，像她手术当天难以入睡的夜晚，从不喊疼，只会问我“冷不冷，去睡吧，盖好被”。
夏日的阴霾，随着穿透云层，接近着陆，渐渐散去。我落在了疫情中的夏日，仍是一个不敢与太阳并肩的七月。
妈妈说着一年了，即将去复查了；说着旅游淡季机票好买、等凉快些就出发；说着自己没事能行的所有为数不多的词汇。
我想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艳阳天，从手术室出来，妈妈问我疼不疼，我说：“有点疼，但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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