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离开护漕港后,母亲买了一辆脚踏车,29寸的凤凰牌脚踏车。母亲辞去了电工厂的工作,成了一名菜贩子。最早,母亲是将自己种的菜拿到集市上去卖,然后再赶去工厂上班。母亲跟什么人都聊得来,过秤算帐都很麻利,自家的菜不够卖了,她就去收别人的,然后再卖,从中赚个五分钱的差价也好。后来,母亲听说港区的菜价更高,便咬咬牙买了一辆特别扎实的凤凰牌脚踏车,又让铁匠铺打了两个铁筐,每天凌晨在护漕港收了两百多斤各种时令蔬菜,骑到港区。
那年,我们刚盖了三层的农民新居,借了亲戚不少钱。父亲也把烟戒了,一心还债。母亲在电工厂的工作是三班倒,大夜班从夜里11点上到早上八点。一到大夜班,就卖不了菜,于是,在我考上淮安的一所中专后,母亲便把工作辞了,当时,电工厂的工资一个月才一百二十几块,而我的生活费要三百块。
29寸的脚踏车,一般只有男劳力才骑,车身扎实,但也笨重。母亲个子不高,没有办法直接跨上车,只好踮着一只脚,把车子先推起来,在滑行中再从后面跨上另一只脚。护漕港去港区的路,是沿着江堤走的,还没铺上石子,天好的时候很颠簸,下雨天泥泞不堪,黄泥有时夹在车轮挡板里,推都推不动。有时,收来的菜并不好卖,母亲便自己带上饭菜,那时候还没有保温的饭盒,只有铝制的方形饭盒,母亲先用塑料袋套好,再装到一个布包里。冷饭太噎,母亲就会问菜场里的小店要口自来水喝。
到了盛夏,蔬菜越来越不好卖,早上的菜卖不完,到中午就蔫得没有卖相,洒水也无济与事。听说江阴人爱吃螃蜞钳,母亲就从护漕港收了二百斤的螃蜞,骑到江阴虹桥菜场。人们只爱吃鲜活的钳,做螃蜞生意的人就要现场掰钳,秤多少掰多少。天太热,一路上螃蜞会死掉不少,母亲不舍得扔掉,死螃蜞就拉回来做肥料。暑假里,我们每天都要等到母亲从江阴骑回来,一起吃晚饭,有时要等到八点多。93年的暑假,扬中的同学过来玩,我便跟邻居借了两辆自行车,一起骑到香山,走的正是母亲每天要骑的一段江堤。我的屁股被颠得生疼,回程的时候我宁可推着车走。
在外求学的四年,我并没有像母亲期盼的那样刻苦,15岁离开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与母亲的交流只是偶尔的一封信,还有就是母亲每个月按时寄来的汇款单。母亲小学毕业,家里弟妹太多,成绩优异的她只好辍学回家,在生产队里养牛。所以,母亲的回信,字都很少,有时要找村里的人代笔,从来没问过我的成绩,每次都会问,钱够花吗?只到现在,母亲仍然是这样的习惯,每次回家吃饭,临走时,母亲都会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你们钱够用吗,我有呢。
我参加工作后,母亲的脚踏车也报废了。她又在氨纶纱厂找了份工作,从此告别了菜贩子的生涯。母亲说,那辆凤凰牌脚踏车,差点就在江阴石坝丢了,当时她遇到一个算卦的人,俩人聊得很投机。那人相貌清奇,眉毛很长,跟母亲说,有天机相授,可保日后富贵荣华,不用再这么劳苦。母亲信以为真,跟着他往田间走去,油菜籽长得很高,母亲说,她越走越害怕,突然扭头就跑,发现有人正想把她的脚踏车骑走。母亲大喊,抓强盗啊!强盗吓得夺路而逃。心有余悸的母亲每次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眼角总是充满了自豪,她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啊。
前几年,母亲在西边的菜地里加盖了几间平房,用来出租。整理杂物时,那辆脚踏车还在,锈迹斑斑,只能当废品卖了。我说,把两个铁筐留下来吧,洗洗干净还能当篓子用。母亲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把它放哪儿啊,都占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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