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十三年夏天，孝文帝说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即我听说天道以为，祸自怨怒而起，福由德义而兴。百官的过错，终究应由我来担责。现在负责机秘祷祝事宜的官员，往往把过错推脱转移至下级，这种行为彰显我无德无义，我很不赞成。现在就除掉这种做法。这番话反映了孝文帝对祸福缘由的思考和认知，也反映了他面对过错的姿态和勇于担当的精神。那种诿过于下的虚伪、甚至尔虞我诈的丑行，孝文帝很不赞成，故他当即立断废掉这种做法。
十三年五月，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即皇帝下诏，令狱吏把他逮捕押送到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即这位太仓公没有儿子，却生有五个女儿。他被捕无奈之际，发泄似地骂其女儿：“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即说我生孩子却没生出男孩，结果遇到轻重缓急之事女儿什么用处也没有。其小女儿名叫缇萦，看到父亲怨怒的样子，又听到父亲的伤感之言不禁流泪，甚是伤痛。她坚决跟随父亲来到了长安。然后她就斗胆给孝文帝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康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即说我父亲作为官吏，齐国中人都称其廉明而公正，现在他触犯法令应受刑罚。我感到十分悲伤的是，死者不可复生，受刑者不可能再有完好之身，他们虽欲改过自新，这条道却没法走了。我愿被官府收为奴婢，以此来赎父亲应受的刑罚；使他免受刑罚之苦，并得到自新改过的机会。
缇萦真是女儿不让须眉啊。廖廖数语，字字中的，既见其孝心，又见其聪颖与勇气。如此感人之言，令谁不动容？她在肯定父亲是廉吏而非贪官之后，提出了一个给犯罪者以改过自新机会的大问题。刑罚的实施不是目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改造罪人；你必须给人家以悔改的机会。这个大问题不是由官吏或学者提出，而是由一个弱小的女孩子提出，可见其智商之高、情商之切、胆气之豪壮。
此信幸运地转到了皇帝手中，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和思考。孝文帝很是悲悯，立即下诏：“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即我听说有虞氏等五帝为王之时，采用把衣冠画上特殊图案以明显区别于常人之法，来羞辱罪犯；而百姓却无犯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达到了很高的治理水平啊。现在法律规定有三种肉刑，即黥面、刖足、劓鼻，但为奸作乱者仍然不止，那么错在哪里呢？难道不是我仁德不足而教化不明所致吗？我感到很惭愧。所以教化之道不纯正，将陷百姓于犯罪境地啊！孝文帝对法律实施的认识可谓深矣。实践证明，唯法不足于显现其德义，唯刑不足以启发百姓之自觉；必须把教化纳入重要位置，使教化与法律实施相辅相成，这才能保证法律实施不走邪道。
孝文帝接着说：“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即说《诗经》有诗云：仁慈而友善的君子，应为老百姓的父母。现在人家有了过错，你的教化并未实施却加以刑罚；致使有的人想要改过为善，但这条道却没法走了。我很可怜他们。那刑罚加到人的身上，重则断肢体，轻则刻于肌肤留下痕迹，这种肢体与皮肉的损伤、精神上的伤害使人终身无法消除，这是多么痛苦而不道德的事啊。它怎能与君子为民父母的本意相称呢！立即废除肉刑。孝文帝刘恒认为未经教化而实施残酷的刑罚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利于犯罪之人的改过自新，他要把父母之爱实施于对罪犯的惩治之中；这实际是人性在法律实施中的基本要求，可谓今之轻缓刑事政策的传统思想基础之一。那个替父鸣不平的小女孩，以其智慧与勇敢喊出了多少年来没有人敢喊的废除肉刑的第一声呼唤；值得庆幸的是她遇上了明君孝文帝刘恒，因而使沿袭多少年的残酷的肉刑得以废止。仅这一声呼唤，这弱小的女孩缇萦就应名垂于中华法制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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