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上小学之后，才知道有一种完成作业和考试的最简单方法，叫做作弊。
在幼儿园时期是没有作弊这种事的，我们要关心的事情太多了，哪有空去作弊？
哪个男生爬树爬得最高，哪个女生穿着裙子转圈最多，谁敢把毛毛虫抓在手上，谁昨天回家路上被狗追了，这些才是发生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至于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一等于三，好的，我知道了，给我小红花吧。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需要作弊的，因为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此可见，我大大低估了作弊的魅力，以及更高分数对每个学生的诱惑。
不知不觉到了五年级，我仍然童蒙未开，像青色的松塔，总觉得大人有一套孩子们所不了解的“黑话”，越是在庄严肃穆的场合讲出来，越让人不知所云，还比不上我们小孩子默契，一个眼神就能确定转学来的女生漂不漂亮，课间要不要一起溜去买零食这等大事。
我甚至怀疑他们自己也很难明白彼此到底在说些什么，不然为什么班主任明明唾沫横飞地呼吁要如何无微不至地关心我，调解我和同学的矛盾，回了家老爸还是照样抄起鸡毛掸子打我？
一定是密码破译的过程出了什么错误。
后来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密钥，没有了标准答案，生活中作弊的难度大大增加，他们只能把怒火发泄到我们身上，也一并剥夺了我们作弊的权利。
无数考试的标准答案，拼成一把最精准的密钥，但就算你握住了，也还是破译不出这个世界的冰山一角，就像我一百以内的加减法算得再溜，也还是算不出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一节课对我笑了三次，课间却嗔我两句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个女孩就是我的同桌，这个学期刚转学来的文婷，她就像一只迷路的白蝴蝶蓦然闯进了教室。当班主任宣布让她坐到我身边的时候，班上好几个男生都对我投来了羡慕的眼光，我只能眉头微皱，目光越过黑板看向不存在的远方，以示淡定。
那时候我对女生的兴趣正是方兴未艾，每换一个女同桌就像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是一学期中的头等大事。
我们那种乡下小学，“同桌”这个词具有和自身意义同等的重量。
我们用的都是古董般的双人课桌，桌角乌黑光滑，被一双双小手盘得光可鉴人，像一面哈哈镜，映出逐渐黯淡的天真；桌腿伤痕累累，残漆斑驳，稍一拖动便颤颤巍巍，仿佛不堪这个世界的崎岖；桌面也是坑坑洼洼，剥蚀出来深深浅浅的年轮，证明这确实是原木制作而成，只不过可能是棺材店的师傅接的活儿，没考虑到活人这么能折腾，不然用个百八十年肯定没问题。
我们的凳子也是双人长凳，老人家经常搬一把这样的凳子聚坐在路边大柳树下，泡茶剥花生，大摆龙门阵，在倦鸟归巢的时分对放学路上的我们指指点点。
这样的凳子，小孩子搬起来殊为费力，对大人来说又过于轻松，所以最适合老年人锻炼筋骨。
我们一坐上这样的凳子，趴着这样的桌子，就觉得人生苦短，行将就木，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还读什么书？赶紧买包辣条来及时行乐。
陪我迎接文婷到来的，就是这么一套桌子和凳子，至少送走了五届活泼好动的小学生，眼看着就要寿终正寝，差不多可以送回棺材店废物利用，改成小板凳了。
但文婷一来，桌椅在朝阳初绽的阳光下仿佛重新焕发出新鲜的活力，用吱吱作响的骨节撑起我坚实的坐姿，仿佛在向我保证：“咳咳，我还可以再，咳，再撑一年，放心吧……”
文婷敛裙坐下，以长凳为杠杆撬动了这个世界，我不由自主地感到身子在朝着她以几乎不可察觉的速度，势不可挡地倾斜过去。
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文婷的质量过大，已经严重干扰了地球的引力，不久之后太平洋的海水就会灌入长江入海口，飞流直上，一头钻进赣江，找到绵江河，跨过云龙桥，把我们这片榛榛莽莽的南国山川淹没成东方的亚特兰蒂斯。
另一种可能就是我喜欢她。
但在那个时候，就像我不了解“作弊”一样，我对“喜欢”也知之甚少，只觉得她像是扎进肉里的一根刺，你可以准确地感觉到她就在皮肤下面的那个位置，时不时引起一阵不可言说的疼痛，然后又归于安静。
我小时候最怕的动物就是蜜蜂，它们蛰人之后就会死去，不仅给你带来持久的疼痛，还留下一丝负罪感，这才是蜜蜂最可怕的地方。
而在我眼里，文婷俨然成了一只奋不顾身的蜜蜂，通过一条细细的丝与我皮肤下的刺相连，若即若离地牵绊着，稍不小心就会丝断人亡，香消玉殒。
时至今日她的面容在我记忆中依然保存如初，只不过经过岁月的琥珀层层覆盖，已无法看得真切。
多年以后的一个夏天，我在路边冷饮店遇见她，毫不迟疑地喊出了她的名字，她差点被刚吸进一口的奶茶呛到，惊疑地看着我，然后露出熟悉的笑容。
请想象一个突然的下雨天，你撑着从便利店临时买的透明雨伞，为了赶路而埋头疾行。一辆出租车飞驰而过，平地翻起巨浪。
你一闪身，雨伞与别人相撞，两片伞檐同时向上掀开，一张干净的女生侧脸近得不可思议，在你眼前一闪而过。
你愣了片刻，这张脸随即融入雨声中消失不见了，你匆匆赶往下一个场合，自以为再不会想起那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直到下一个雨天降临，路旁的出租车溅起的水花里隐约映出她的样子，你回过头，却只有空荡荡的公交车站伫立在五颜六色的人流中。
文婷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下雨般淡淡的，好闻的味道，或许是我曾在雨中送她回家的缘故。
我的第一次作弊，以及我的第一次早恋，都与文婷有关，这就是所谓的祸不单行吧。
那是一次语文的单元测验，我作为班上的语文科代表，拿到卷子后不仅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唉声叹气，反而有一种期待已久的亲切之感，操起笔来就把胸有成竹的标准答案填到卷子上。
但没做多久，竟然在一道组词的题目上困住了，看着“抽”字，不知道应该在后面加上哪个字才能组成一个熟悉的词语。
我提笔的手久久悬在空中不能落下，就像寻找地面打击目标的无人机。多次考试练就的本能告诉我这时候应该跳过这题，先把后面完成再说，但作为语文科代表的骄傲却让我不肯轻言放弃。
长久的凝视挑战着我的毅力和耐心，在我的眼中，“抽”字渐渐分崩离析，成了一个古怪而陌生的图形，我的大脑霎时一片空白。
就在这时，我的手臂被人碰了一下，笔尖几乎划上纸面。我松了一口气，转头一看，文婷在桌面上轻轻写下一个“屉”字，然后理所当然般把试卷翻到另一面，继续沙沙地写了下去。
我就像抓住了洪流中的一根树枝，连忙把这道题写好，抓紧赶后面的题目。
等我顺利翻越崇山峻岭，冲刺过作文的八百字线，还没来得及回头浏览一遍，铃声已经响起。
我恍然抬起头，窗外微明微暗的天空模糊了时间的界限，太阳在云层中溺亡，只剩下稀薄的光线还在苍白地留恋着今天。
走到外面，才发现天空中飘着若有若无的小雨丝，凉凉的，很舒服。同学们不管带没带伞，都直接仰起头，感受着丝丝清爽，冷却一下过热的大脑，成群结队地走回家去了。
我却不想太早回家，或许是考试的焦虑需要纾解，或许是知道文婷今天要留下来值日。
我让弟弟先和朋友们回家去了，自己绕着教学楼前的花坛缓缓转着圈，看大红大绿的美人蕉，梗直了脖子，大喇喇地开着，生怕别人看不到似的；看花期已过的迎春花，和杂草一样匍匐在地上，像受伤的小动物；看摊开无数绿色小团扇的冬青，被晚来凉风骚弄得阵阵笑痒。
这些小学生作文似的句子真是让人怀念。
雨势渐渐大了些，我撑起伞，踱步到校门口，瞻仰起了魁伟的行道树。
一个单薄的身影顶着书包从我身边跑过，我下意识地大喊了出来：“文婷！”
“啊？”文婷仍然保持着跑步的姿势前倾着身体，回头甩起一绺半湿的刘海，对我的出现似乎毫不意外，“什么事啊？”
“那个，我送你回家吧。”我的表情一定像是要哭出来了。文婷才会用同情般的口吻答应：“嗯，你过来吧。”
我如蒙大赦，人还未到，早早就把伞举到了她的头顶，伞把差点碰到她的头，手指却蹭到了她有些凌乱的头发，她抬起右手把头发抚平整了，又把伞推到我们中间，才迈开脚步。
我已经不记得路上都跟这个刻入了我生命的小女孩聊了些什么，反正肯定不是关于这次作弊的，更不可能道谢，或许是试探着寻找她喜欢的话题，或许只是八卦哪个女生收到了匿名情书，而写的人可能只是恶作剧，或许一路沉默得只剩下雨。
最后她在一个小巷中的路口停下了脚步。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从我们脚下四面八方地绵延开来，两边都是白墙黑瓦的老房子，一棵瘦瘠的桃树颤巍巍地立在路旁。
“你就送我到这里吧，我接下来自己回家就好了。”
“为什么啊？你家在哪里啊？”
“就在这附近了，你先走吧，我自己回家就好了。”
文婷轻轻推了我一把，扭头看向别处。
我呆呆地立着，却不想离开。浅浅的雨声淹过了我们的沉默。
“你走吧。”文婷轻声说，像是请求。
我默默地往前走了几步，回过头来，文婷还站在原地。细雨如丝，挂上她的发梢，洇入她的裙角，她却笑了起来，她的笑容点亮了一双清澈的眼睛，像湖水中的月光，在微风中荡漾着。
我于是转身继续走远，再也没有回头，一直到家里，心中都像是喷泉一样满溢着一股甜蜜的哀伤。
不久之后，六月的暴雨伴随着毕业的最后一声铃声倏然而至，我们被冲散到城市的不同角落。我那不合时宜的恋情还没来得及开花就被打落在尘土中，徒然消逝了。
二
告别了小学的稚嫩青涩，我迎来了漫长的中学住校生涯。
其他住校生基本都是远村外镇的，回家一趟得坐两三小时的大巴，我则不同，我家虽然不近，走路回去也不需一个小时，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就能到，之所以住校，只是为了方便学习，节省时间而已。
就这样，年方十二的我从喧闹的家庭生活中剥离出来，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新天地。
如果说小学生还是花园里向着太阳生长的花朵，初中生就是动物园里关不下了，跑出来的野兽。满身的精力无处发泄，只能找人吵嘴打架；咯咯作响的骨骼不停往上撑，好像梦里被人施了魔法；眼前的世界也迅速变化，女生越看越可爱，男生越看越可怕。
一间宿舍里住了十一个男生，其中八个是二流子，我因为胆小怕事，侥幸成了个例外。
每天晚上看他们勾肩搭背地翻墙出去泡网吧，第二天回来畅谈网络游戏里的探险或某位新认识的女网友，虽然不免心生艳羡，但想到董桥，王小波，村上春树，岩井俊二，还是决定把生活费里扣下来的一毛两毛攒起来，用来养这些老男人。
班上的情况也是一片混乱，课堂上纸团乱飞，情书暗传，下了课匆忙跑去采购下节课吃的零食，传递最新鲜的八卦资讯，就算放了学也难消停，留下来值日的人一不小心就会和隔壁班爆发大战，以扫帚为矛，以畚箕为盾，在夕阳下的教学楼过道中，赌上班级的荣誉，誓要分出个高下胜负。最卑鄙的是有人从厕所里拿来拖把，作为生化武器胁迫对手跪地求饶，往往闹得鱼死网破，还是身上的校服遭殃。
初中时期也是作弊最为盛行的时候，一方面就算成绩再差也能以义务教育的权利进入这个阶段，另一方面分数的重要性大幅提高，逼着我们想方设法提高答案的正确率。
每次考试还会列出一个全年级排名，简直像科举考试放榜一样吸引着每一个人查看自己的名次。
金榜题名的释然一笑，名落孙山的哀声连连。
班主任像分析股票一样收集这些排名数据，看哪个人有所上涨，行情看好，赶紧垂下青眼，大笔买入，哪个人已经跌无可跌，全面崩盘，只好无奈一叹，果断清仓。
在我们班上，有一个人已经跌停了，这个人就是阿骁。
阿骁的名头在学校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盖过了年级第一的名头。他没有三头六臂，也不好勇斗狠，见人常是笑呵呵的，不顶撞老师，也不欺侮同学，人畜无害的小胖墩一个，但却是不世出的坏学生。
为什么呢？
我长久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最后从三个方面得出了结论。
一方面是他从不认真学习，或者说压根不学习，所以成绩一塌糊涂，考试成绩百分之九十是作弊，百分之十是瞎蒙。而且作弊还得看他心情，心情好就多抄几道题，心情不好就睡大觉。让老师教他读书，不如去教顽石点头。
另一方面，他在不故意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蔑视了学校一切的规章制度，而且其行为时常远超出规章制度的范畴，让人瞠目结舌，不得不佩服。
上课被老师骂了，下课就去扎老师自行车轮胎，想去网吧了，就假装肚子疼要去医务室，然后跑到操场，钻狗洞出去。
所以虽然很少有人从私人感情上厌恶他，但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坏学生”，这是由学校这个庞大的机器所下的定义，我们无法反驳。
第三个方面，有人会问了，这么差的学生，为什么不直接开除劝退呢？很简单，阿骁的老爸是公安局局长。
开除是不可能的，只能以邻为壑，想办法把他调到别的学校去祸害那里的学生，但没过几天就被人家学校给撵回来了。
据说是课间在厕所兜售香烟，一支红双喜一块钱，一支滕王阁一块五，每买一支还可以参与一次抽奖活动，奖品是一张不知从什么杂志剪下来的内衣模特图片。他还雇了一个人在厕所门口望风，专防老师保安之流，生意如火如荼，每天流水有五六十块。
但还是有一个人因为每次都抽不中内衣模特，一气之下找年纪主任告他商业欺诈，把阿骁的创业计划扼杀在了襁褓之中。
于是，阿骁又被遣返回我们班上。在他面前，即使是成绩再差，染发打架的学生也能找到优越感，于是他们纷纷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冷嘲热讽的话语迎接坏学生中的王者归来。
班主任做出预言：“迟早有一天，你爸会亲手把你抓进去。”但还是在讲台边为他专门准备了一张桌子，企图以唾沫星子，粉笔灰尘来掩盖他浮躁不安的内心，然而这样一来，他就坐到了我的前面。
有一次晚自习，老师不在，教室闹哄哄的。他大概穷极无聊，我也正好在发呆，突然听见有人问：“哎，你玩过穿越火线吗？”
“啊？”我楞了一下，迅速从发呆的状态回过神来，只见阿骁白里透红的脸蛋正笑嘻嘻地朝着我，一双明亮的小眼睛忽闪忽闪的。
“没有，好玩吗？”我只能老实回答。
“可好玩了！”阿骁好似发现了新大陆，把凳子一挪，手臂摆到我层层垒起的书上，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无非是碰到怎样的队友，进入怎样的新地图，用了一把怎样的枪，怎样的战术杀了怎样的敌人。讲到激动之时，面红耳赤，仿佛有不解的深仇大恨，难了的夙世情缘。
我兴致盎然地听着，他兴致盎然地讲着，虽然我最后还是婉拒了他和我一起翘掉晚自习去网吧的邀请，但心里对他似乎多了一种别样的理解，不过我还是没想到他会那么快就把我当成了好朋友，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认真倾听过他讲的话吧。
第二天一早他就拿了袋牛奶过来，五毛钱贱卖给了我。到了周末，他有时还会骑自行车载我回家，不过每次都在离家不远的一个上坡处停下。
一座纪念馆依山势而建，阿骁指着纪念馆前的广场对我说：“下次我带羽毛球过来，我们在那里打羽毛球吧。”
“好啊。”我欣然应允，却明知那一天恐怕永远不会来。世间有地下恋情，也有地下友情，我和阿骁就是这一类。
阿骁的父亲，那位大名鼎鼎的公安局局长禁止他带朋友回家玩，大概是认定了他的朋友肯定都是二流子，只是因为打游戏聚到一起，或许以前有过这样的覆辙，所以引以为戒吧。至于我，总所周知，喜欢文艺的初中生普遍都孤僻得不行，更别提请朋友来家了。
我和他的友情在班上应该没有一个人知道，就算别人看到我们交头接耳，恐怕也不会相信一个老实本分的好学生会和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学生成为朋友，只会认为他在骚扰我而已。更何况我们只在独处的时候话比较多，一暴露在别人面前立刻就换上了保护色。
阿骁是一个想尽一切办法作弊的人，在衣服内衬写上古诗和公式，口袋里的纸条记着英语单词，鞋底用透明胶带粘上剪下的书页，用零食收买考场前后左右桌，但他从来没有问我要过一道题的答案，在单元测验的时候，他甚至头都没有回过来一次，即使我特意把挡在前面的书都搬进抽屉里。
那个时候的我，在各种考试的场合扮演着作弊的帮凶，只要是认识的人扔来的纸条，几乎有求必应，就算素未谋面也不妨碍我把试卷大大方方地摊开，随那些灼热的眼光扫描。
阿骁却说：“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要是连累你被发现了怎么办？”说着，眼睛瞄到路边的小摊，把车刹住，“我去买冰棒，你要什么口味的？”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寒假，在放假那天，我弟弟骑着自行车把我的被子带回家，以便清洗好来年再用，阿骁则自告奋勇把我送回家。
一路上，两辆自行车前后迤逦而行，却没有半句言语，只有生锈的链条不时吱吱作响。到纪念馆前的那个坡，阿骁照旧把我放下来，我们挥手告别。
在上坡的路上，我帮弟弟推着后座上的被子，心里感到一阵沉重的沮丧。好像泡沫在阳光下破灭，我和阿骁的友情就此结束，以后再也没有那么熟稔地交谈过，嬉笑过。
我想，在那个时刻，弟弟的介入让我们终于默契地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遥远，不管如何亲密，终究会在生命的某个转点背道而驰。
我们把彼此当作了自己性格中缺失的那一部分，一旦尝试拼凑到一起，太多的格格不入便骤然浮现，几乎撞伤了对方。
第二年的六月，中考结束，我仍然留在这所学校，进入了高中部，阿骁去了哪里，我再也不知道了。
后来我还是每周都会路过纪念馆，那片广场寂寥无人，空旷无比，实在是个打羽毛球的好去处。再后来我读到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不禁拍案叫绝，想起他来。
三
高中生是什么呢？根据英语老师的说法，我们是a bunch of psychos；根据语文老师的说法，我们是她带过最好的一届，也是最差的一届；根据数学老师的说法，我们是2的平方根，永远也数不尽，算不完的无理数。其它科目的老师应该也各有各的想法，总之一言难尽，唯有付诸一叹而已。
到了高中，作弊现象已经大幅减少了，只求毕业证的安心度日，想考大学的分秒必争，仍然叛逆着的少年把啤酒和女孩当成了新的目标，整晚游荡在街头。
我也不知不觉和一群书呆子混在了一起。
在大家的印象中，好像书呆子都是戴着板砖厚的眼镜，整天被脑中过于沉重的知识压弯了腰，只有看黑板时才能偶尔抬起头来，随后又沉沉坠入桌面上的试卷无法自拔。其实书呆子也各有丰富多彩的个性，就如他们手中的书，各有各的故事。有一则我高中时期的日记可作例证：
20**年10月29日，多云
下午考完语文，又吃了晚饭后，我出校买了一直想买的试卷夹和一本小册子。回来后我忽然想起刘万青昨晚说要一起去书店翻化学高考题，以防化学考试又出这种题目来玩我们。
刘万青正在寝室门口，我问他：“不是说去书店吗？走吧。”他说：“你真的想去吗？怎么不早点，大家都先走了，我们不会要走路去吧？”
他又问陈泉可不可以借车用，陈泉说他等会也要出去。我们只好步行出校了。我们先去了百货超市，逛了一大圈，一开始上了二楼，到处是衣服鞋子，他却说要买洗衣粉，我说：“这里是有很多衣服，但不一定有洗衣粉啊！”然后他才想起记错了，又到了地下层，我们买了纸巾，洗衣粉和矿泉水。
离开超市，我们才去书院，我买了一本《安妮日记》，我一直很想有一本《安妮日记》，一见就爱不释手了，只要不到20块。
刘万青买了《高老头》和《朱自清散文精选》，这两本都是语文考试钦点的课外读物。至于高考卷这正经事，我没多大兴趣，刘万青拿着卷子看了好一会儿才和我离开。
回校时途经旧书店，刘万青又去买草稿纸，先拿了一摞去一个有些年头的体重秤上称了称，又拿了些回去，再付钱。
此时，店内只有四个人，除刘万青外都是女的。一位是店主，看上去三四十岁，挺和善的，另两位可能是邻居家的母女。母亲和店主年龄相仿，女儿只有三四岁，剪着短发，站在店中一张桌子上，搂着母亲的脖子，两张脸亲热地贴在一起，边说边笑。
小女孩在昏黄的灯光下更显得乖巧可爱，一张小脸的轮廓，朦朦胧胧，有种令人思索的趣味。
小女孩说：“管什么，让他自己去拿好了。”
店主笑着说：“那他会把这些全部拿走的。”
小女孩不知咕哝了几句什么话，便向正在柜台上躬身点草稿纸的刘万青前倾着身子，嚷道：“那他就是小偷！”
店主和母亲都笑了，我在门外也不禁发笑。刘万青依然弯着腰，却转了一下头看着我，表现出很镇定的样子，但我可以越过厚厚的眼镜片，捕捉到他眼神中的一丝无奈和委屈。
总体来说，刘万青还是站在好人的队伍里的，只不过偏了一点。从外貌上讲，他长着我见过最标准的国字脸，头上永远不变的平头发型完整地保留了当年红卫兵的优良传统。
那双眼睛也很凝神，瞳仁黑亮得像一块墨。微翘的上嘴唇使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清亮流利，在讨债和争辩的时候更是所向披靡的利器。
两排很浅的胡须静卧在运动量极大的嘴唇上，显示出早熟和发育不良的样子。
至于身材，像极了一头棕熊，乍一看难免害怕，如果让他穿上裘皮大衣去森林探险的话，猎人会把枪口毫不犹豫地瞄准他。
每次他过度兴奋或激动（任何情绪在他身上都会过度）时，我都会不自觉地退后几步，免得被他东掐一下，西拍一下，还要不要活了？
但外貌并不决定气质，他通常让人一看就觉得不放心。他真是个怪人，他的外套，我看了两年，永远是洗不干净的校服，至于鞋子，现在快11月份了，他还每天踩着一双拖鞋来上课，真是不可思议，暑假补课时老师总在班里查穿拖鞋来上课的，他竟然安然无恙地穿到了今天。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怎么会都不怕冷的？难道脚掌真的和熊一样厚？这只能归于生理学的研究范畴。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他的性格，真是个偏激的家伙。打羽毛球，一个接空了，跺下脚，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大叫：“为什么呀！？”做题目时突然想通了，两只手拍在一起狠狠地搓几下再动笔解决。有一次他做作业太激动，竟把笔拦腰捏断了！
寝室里谁恼了他一点，嘴上的抱怨就不用说了，拳头也非得在别人背上敲几下才肯罢休，当然都是适可而止的。
但这只是他常在熟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一面，在陌生的情境中，他会变得很拘谨，甚至不自信，不自然。
直到现在我和他如果在路上碰见，他也常常不和我开口讲话，有时故意错开目光，小心地走自己的路，活像一个要出嫁的小姑娘，羞羞答答地就走过去了。
他走路时，眼经常望着地，来人走近了才抬头瞄一眼，又立刻垂下了，表情平静而单纯，好像在想什么事，念什么情。
这些让我觉得他的内心是不自信的，缺乏一份安全感，只有和熟人混在一起，才精神焕发，能恣意挥洒自己的情绪，但太强烈的情绪往往无法感染别人，这样说来，他其实是孤单的，因此有时故意对人苛刻。虽然在人群中大说大笑，但一安静下来便会有一种虚脱，漠然的感觉，像雪一样无声飘落，遍布心扉。
为了掩盖这些心理弱势，他便极力夸大自己一些无关痛痒的缺点，比如吝啬，毒舌，尤其是贪小便宜，显得特别不正经。
记得我第一次和寝室里的人出去逛超市时，我们到了一处卖火腿肠的专柜，他们都或站或蹲地在挑选，我在后面等他们。一位年轻的少妇也来到柜前找合口味的火腿肠，刘万青就蹲在她身边，竟然微侧着头偷窥人家裙下风光，把我心中一尊高贵美丽的少妇形象毁于一旦。
可见他本性中也的确存在不少坏毛病，才显得整个人的气质都有点猥琐。（日记完）
这里把刘万青归纳为书呆子，简直是对他的抬举。到底是读书太用功导致了他这样奇特的个性，还是奇特的个性决定了他读书用功，只有上帝才知道了。或许每个书呆子都是上天赐给老师们的迷题和礼物吧。
作为一个合格的书呆子，整个高中时期，我的成绩不负众望地稳步上升，不知不觉成了年纪第一名，也成了老师们口头上的经典教材，作弊这种事情与我几乎绝缘了，直到那次生物竞赛。
不管什么竞赛，在我看来都是充满功利性的，尤其是老师们特地要求我们这些前几名的人一定要参加的，比如物理竞赛，化学竞赛。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只能奉行非暴力不合作原则。在物理竞赛的试卷上随性而发，写了一首歪诗，现在只隐约记得其中一句：
性骨方圆皆异数，奈何尽作盘中珠？
当时写的原句肯定没这么好，当然现在水平也不怎么样。
化学竞赛那天正好是教师节，我充分发挥想象力，把卷子画得满满的，交卷子的时候跟老师说“教师节快乐”，不过可能声音太小了，老师问了好几遍才听清楚，对我说“谢谢”，我于是有点害羞，又有点小满足地离开了考场，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溜达起来。
不过生物竞赛不一样，当时并没有强制要求任何人参加。于是我主动找到生物老师，想要报名，却被委婉地拒绝了。
“可能是担心我参加竞赛，影响正常学习吧。”那时还是高二的我这样想着，只能无奈笑了笑。
不久之后生物竞赛的初试成绩下来，报了名的同学考得都不理想，反而是和我一样没报名的刘万青进了复赛，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早就“被”报名了。
看来学校指派的另一个“我”并没有发挥好，我不禁庆幸地松了一口气。
课业繁忙，转眼就到了高三。一天晚自习的时候，生物老师来到教室，叫了包括我和刘万青在内的好几个人的名字，让我们跟他出去。
我放下手中的笔，和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互相看了看，走出教室，不仅生物老师，班主任也在外面。
“你们跟我来吧。”生物老师说着转身朝楼下走去。班主任在后面默默看着我们，一言不发。
楼下是高二的教室，生物老师把我们带到2班门口。2班和1班一样，都是重点班，数字越往后，成绩越不入流，最后的11班都是体育生。听说市里另一所重点高中还有所谓的0班，这种命名方式真是毫无想象力可言。
高二2班里面，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正在大声讲话：
“昨天的卷子你们自己再好好看看，怎么会考得那么差，多少人，多少人啊，我明明已经讲过的题目都做错了，你们怎么想的？树林里有分层结构，草丛里当然也有分层结构，这题肯定是选A啊，唉！你们自己再看看，我出去一下。”
A老师满脸堆笑地走出来，朝生物老师点了点头。生物老师本就瘦小，而且上了年纪，嘴唇的两侧都瘪了下去，头顶也渐露秋意，站在A老师身边，瘦小得像个不成形的影子。
“这次的事情呢，是这样的，”生物老师抬起颤巍巍的手指，以习惯的姿势在空气中比划着，“这次的高二生物竞赛也快到了，学校呢，知道你们成绩好，高二也有几个不错的苗子，但肯定比不上你们高三的，所以希望你们能帮助一下，一起为学校争取一下荣誉……”
“对对对。”A老师突然打断。
生物老师只好微抬疲惫的眼皮看了他一眼，默默把口水咽下去。A老师却丝毫没注意到，继续自顾自地说：
“我们班选了几个人，也算你们的学弟学妹，哈哈，我待会把他们的名单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看到时候怎么一对一安排……”
“对不起。”
被我打断，A老师显得很意外，愣了一下，生物老师好像吓了一跳，诧异地看着我。刘万青等几个同学一直垂着的头也朝我转了过来。
“我可以，不参加吗？”我慢慢说道。
“啊……”A老师的笑容又慢慢爬回脸上，“哦，可以啊。”
“那我先回去自习了。”我朝生物老师点了一下头，眼角不经意地捕捉到其他同学僵硬的表情，转身离开。
那晚的月色很好，我走在回教室的楼梯上，心情就像月光一样澄澈透明，身体轻得仿佛可以溯流而上，去拜访广寒宫的嫦娥姐姐，那想必是一位极美而寂寞的少妇，而且不用担心刘万青跟过来毁掉这个形象。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为自己做的决定感到如此骄傲，甚至想去操场上跑两圈，然而班主任正等在楼梯口。
“回去吧。”似乎早已看穿我的心思，班主任笑着朝教室努努嘴。我深吸一口气，把整片操场的月光都吸进胸腔，大踏步走入了教室。
那年夏天，我保持着第一名的姿态离开了二中，刘万青考得不理想，复读了一年，第二年也考了个第一名。我去了上海，他选择北京。
有次同学聚会，聊起这件事来，刘万青对我说：
“那时我要是和你一样，也直接走了就好了。人家都是先初试再复试，我倒好，先复试再初试，反过来了。”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一直认为，作弊并不是考试的对立面，而是考试的副产品。当我们惩罚学生因为作弊破坏了考试的公平时，又有谁想到从另一方面看，其实是过分看重分数的教育制度在怂恿着我们作弊并用作弊毁掉我们的诚实。
小时候我们蹒跚学步，会走了，却发现世界上并没有一条完全笔直的路，很多时候还是得靠自己摸索着前进。
总会有各种诱惑潜伏在每个岔路口，吸引着你去作弊，去走捷径，甚至去伤害别人。
虽然每个路口都有路牌指示方向，但正确的路往往太难走了以至于很少有人问津，尽管那里的绝壁上隐藏着最美的月色和风景。
我们都难免会走一些岔路，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能瞄准自己的目标毫不动摇，不惜闯入荆棘也要找回方向，相信或迟或早还是可以抵达终点，回头再看，弯曲的旅途或许比笔直的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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