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教授的文章《中国应明确国家利益排序，防范战略冒进》提出要警惕当前中国外交出现战略冒进，中国外交已经由“韬光养晦”转型为“奋发有为”，纠“右”的同时要防“左”。文章主要从“需要在准确认识自身实力地位的基础上界定国家利益”、“中国外交应坚持周边优先”和“霸权国要防止战略透支，崛起国要防范战略冒进”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大战略
可以说，阎教授这篇文章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外交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需要警惕的错误倾向。中国近几年的外交秉承“奋发有为”的指导原则，四面出击，以实现复兴战略为前导，诚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同时也招致了很多问题，周边局势不容乐观，“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首先，阎教授认为中国应准确认识自身实力地位，并据此界定国家利益。一方面，中国在短期内难以超越美国和将长期固居世界第二的综合实力决定了中国崛起国的地位，那么我们制定的外交政策就应当与崛起国相符而非主导国，我们承担的国际责任和想要从国际社会得到的利益都应该限于崛起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应该将实力地位具体到经济、军事等领域而不是单一的综合国际计算，我国目前军事实力与美国差距显然要大于经济实力差距，所以在安全领域的国际责任明显应该低于经济领域。
其次，阎教授认为中国外交应坚持周边优先，也就是说把美国外交放到次要位置。阎教授认为我国当前国家实力决定了只能暂时成为区域主导国，实现区域崛起才能进一步实现全面崛起，所以应该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大国是关键”应该让位于“周边是首要”，这是符合崛起国的战略定位。但是问题在于美国作为主导国和“世界警察”，利益触角遍及全球，尤其在东亚地区具有重大利益。我有一个观点是，每个国家的周边国家都应该包括美国在内，美国是所有国家的隐形周边。所以，本质上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也是周边外交的范围。并不是我们主动要与美国发生冲突，而是美国作为霸权国必然要遏制崛起国，美国不可能坐视我国的崛起并超越之。美国提倡的“南海自由航行”、美国与我国周边国家建立的军事同盟关系等等，都使我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与美国的矛盾。
第三，阎教授认为我国作为崛起国，应该防范外交上的战略冒进。我国外交转型为“奋发有为”后，政治利益首要取代经济利益优先，一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基点。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也正是这一大背景的现实反映。这无疑是对我国之前过于保守的“韬光养晦”外交作出的正确调整，也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成就，如亚投行的开业、“一带一路”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切忌摊大饼，打肿脸充胖子，承担超出自身实力和地位的国际责任和造成对外建设的烂尾。同时，阎教授认为国内建设比外交策略更重要，我国要实现崛起，更重要的是注重国内建设，内政是根本，外交只是辅助作用。“只要内部不发生颠覆性的战略失误”，大国崛起“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在大国崛起中防范战略冒进，中国可以吸取20世纪美、德两国的经验和教训。在20世纪，美、德两国作为崛起国，以快速地经济腾飞挑战英、法两个老牌帝国的海洋和陆地霸权，但是一成一败，德国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国家经历两次凋败，反观美国则顺利实现国家的崛起并最终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主导，完成权力转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两种天壤之别的结果？这里抛开其他因素，暂且分析他们的外交策略。德国在“一战”前的战略构想是中立英国，打击法国，以攫取欧陆霸权。但是同时又大力发展海军，使英国感到巨大的威胁，而且将军舰开到英国恐吓英国中立；并且承诺对奥匈帝国给予军事支持，过多地承担对同盟的义务，导致自身被拖入战争的泥潭。“二战”前夕英法等国对德国做出让步，采取绥靖政策，但是德国并不满足于此，继续采取危险的外交政策，在没有巩固当前获益的时候继续开拓，最终导致失去所有。反观美国，在崛起之初深耕美洲，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明确自身崛起国的实力与地位，对外宣示区域主导的主张，消除主导国的疑虑。两次大战前半段都保持中立政策，坐收渔利，采取了极其克制的外交策略。即使在经济实力已经超越英国后，依然认识到英国强大的海军实力不可忽视，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与英国海军平起平坐。单就外交策略而言，德国显然是失败的，美国无疑是成功的。这两个现实例子为我国当前外交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我国的领导人和外交事务负责人应该认真学习研究。
正如阎学通教授所说，对于我国的崛起，我们需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更要对国家和领导人充满信心。要认识到，崛起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和几代人的兢兢业业。在全球化更加深化的时代，我国的崛起坐拥更多的机遇，但是同时也比20世纪美国崛起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严峻局面。全球化使我国安于区域崛起更加困难，“东亚人的东亚”这种表述已经不合时宜，这种做法也面临重重困难。在这一系列不容乐观的局面下，我国领导人和决策层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相对克制的外交策略，防范战略冒进和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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