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经济报
贺昊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今年5月起，二级以上医院住院患者在入院时要与住院医生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媒体调查发现，对这种方式，半数医生不认可，多数患者认为，签约作用不大。媒体的调查结果有些语焉不详。究竟是医生不认可不收红包还是不认可要签这份协议，这两种不认可的意蕴大不一样。目前，对医改的成效及未来深入发展的方向，意见已是众说纷纭，“医疗市场化”的提法在沉寂了几年后又开始成为热议的话题。与此相应的，针对医生是否该收红包也就有了所谓的“医疗价格补偿说”，即医生之所以要收红包，是因为当前医疗服务定价过低，红包只是对医生服务支出的一种补偿。为了佐证这一说法的正确性，市场竞争又被提及：如果病人觉得送了红包后整体价格高，他可以选择那些不收红包的医生。于是，政府对医疗行业的管制成了医生要收红包的根源，似乎只要实现了市场化，红包就烟消云散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先来看看医疗能否市场化。在当下，国内的医疗服务其实已经分层，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随着国家的日益富裕，基本医疗服务作为一种公共品提供给社会，成为公民福祉的组成部分，凸显的是公益性，意味着每个国家公民都可以公平获得。因而，这一医疗服务绝对不适宜市场化。为什么？市场机制要体现效率，要实现优胜劣汰，一个合理的结果是集聚现象的出现。这一点，在生产型企业叫做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降低了边际成本，从而压低了产品售价。但在医疗服务领域，由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是每一个个体，面对越来越多的患者，好的医生的边际成本不是下降，而是上升，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医生身心透支而增加的医疗风险的补偿。因此，医疗市场化带来不了价格的降低，而只能出现另外一种现象：因为集聚而越来越高的医疗服务价格。显然，这与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背道而驰。那在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内，医生该不该收红包呢？当然不应该。这不仅与医生的天职有关，也与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有关，一句话：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医务工作者就不要以高收入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这与政府的价格管制没有任何关系。那么，非基本医疗服务呢？医生可以收红包吗？对非基本医疗服务来说，市场化是可行的选择，即政府应该放开对非基本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在市场化的氛围下，每一个医生个体都会因市场的选择而拥有不同的工资率，即收入会呈现差异化，此时，低收入的医生有收红包的动机吗？肯定有。没有谁会认为自己的低收入是应该的，更多的是“怀才不遇”。那么这些医生在市场化的氛围下能收到红包吗？就医疗服务的特征来说，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患者就不可能没有为赎买信息支付额外成本的冲动，这与患者本身接受的医疗服务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医生只要给出一点暗示就足够激发这种冲动了。那么，这些医生此时有理由收受红包吗？当然没有。为了规制这种行为，在市场化的氛围下，对医生的收入也要进行监督。可见，无论在哪种氛围下，医生都没有收受红包的理由。在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医生补偿自身的服务对价，不应该靠红包，而应该是将自己的服务信息完完全全地公布出去，让社会选择给出更合理的工资率。当然，要使医生公开信息的行为有效，政府当前应该力促非基本医疗服务市场化，让医生们通过多点执业，在非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内实现物质价值，在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内实现精神价值、社会价值，这便构建成了政府、医务人员、患者、社会的多赢局面。而红包，自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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