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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班以及各位前来捧场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蚂蚁私塾《古代历史》的拆书老师小白，很高兴在江苏班见到大家。
说到江苏，都知道是经济繁荣，教育发达，文化昌盛的“鱼米之乡”。古人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里给了苏州极高的赞誉；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别的不说，只一条名传千古的秦淮河，便可足见其秀美和富庶。而私塾长花花所在的扬州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二分烟水一分人，廿四桥头四季春”。
江苏不仅景色美，而且人杰地灵，男才女貌。以唐伯虎为首的江南四大才子自不用说，西楚霸王项羽的爱妃虞姬，陈后主陈叔宝的宠妃张丽华，还有美貌与勇气并存的宋代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杜牧诗歌“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
除此之外，江苏还很富庶。从唐代开始，中国古代经济开始南移。到了宋代，朝廷财政大部分依赖江南。到了明代，江苏更是成了朝廷的纳税大户。而现在，江苏多个城市是长三角经济带上耀眼的明珠，华西村更是远近闻名的天下第一村。
综上，江苏的特点就是：景美、人美，钱多。真希望有一天到江苏来看看美景，看看美人，再沾沾财气。
今天晚上，我主要跟小伙伴们聊聊明朝那些事。当然，我要聊的不是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而是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
今晚的分享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大约会持续一个小时，下面进入今晚的分享。
万历贵为天子，却处处受到文官的约束，是皇帝昏庸无能？还是臣子飞扬跋扈？万历早年好学勤政，而为何后来竟然荒废朝政三十年？是因为万历懒惰？还是另有隐情？
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里，皇帝贵为九五之尊，拥有无上的权威，掌握着帝国所有人的生杀予夺大权。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谁还敢去过问皇帝的事，那不是找死吗？
然而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个朝代，臣子不仅敢过问皇帝的事，而且皇帝还得看臣子的脸色行事。这个朝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明代。
在明代的历史舞台上，常常被人们谈及的是宦官专权。但有一股超级强大的政治力量常常被人们忽视，它就是文官集团。这里说的文官集团，你也可以理解为不包括武官在内的官僚集团。
文官集团在明太祖朱元璋时被打击和压制，无法形成气候；明成祖朱棣时由于皇帝本人势力的强大而无所作为。但到了明成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文官集团就开始一步步发展壮大，甚至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在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文官集团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一股能够左右明代政治走向的强大力量的呢？这得从文官的前身“士”开始说起。
随着井田制的瓦解，春秋末期出现了新兴的士，他们帮助贵族处理政事，领取实物俸禄，不像贵族那样享有世禄，也不世代占用土地，他们的官职由贵族任意任免。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官，文官与贵族（封君或国君）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就像今天的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老板可以解雇员工，员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
古代文士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成为开天辟地的君主，但却希望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这一点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两部最典型地反映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小说中不难看出。
吴用和诸葛亮分别是梁山政权和蜀汉政权的灵魂人物，但二人均处于军师之位，都甘心为一个“非文士”的主子效劳；而作为主子的宋江和刘备又必须具备一种特性，那就是对军师言听计从而又勇于承担一切责任。这两部小说都完成于元末明初，反映的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士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明代文士阶层在明初明太祖、明世祖统治时期，一直受到皇帝的压制，文士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根本不可能出现。但渴望实际操纵国家政权的文士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明代文士从一开始便在为本阶层的群体人格独立而努力。从政治角度而言，这种努力主要表现为作为帝国权力操控者的文官集团的成长。
一个强大的帝国需要大批文官来维持统治，因此，文官队伍在明初便已初具规模。一方面，帝国的统治需要文官；另一方面，文官势力的扩张对皇帝构成了威胁。因此，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皇帝就会限制和打击文官。胡惟庸案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打击文官集团的重大举措。
胡惟庸案牵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但据历史学家考证，胡惟庸案诸多细节均为虚构，然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朱元璋借此机会废除了丞相制度，将帝国大权集于一身，达到了限制和打击了文官的目的。明初打击文官的举措还有蓝玉案，在这里就不展开来说，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
当时的文官队伍中的其他文官多多少少对胡惟庸持支持态度。既然这样，朱元璋如此大规模的屠戮政策却没有引起文官的集体反弹呢？原因就在于他是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明初文官都由他选拔并在他的控制之下，因此此时的文官虽然具备了一定规模，却翻不起什么风浪。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朱棣虽然不是明王朝的开创者，但他同样是通过夺取政权而登上皇位。在他进行夺权斗争前后，他对文官队伍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也可以说，他重新建立了一支文官队伍。因此，他同样可以完全控制文官集团。
在明成祖之后的其他君主，由于经过明初几十年的积累和巩固，政权稳定，天下承平，这些帝王基本生长在深宫之中，由嫔妃和太监养育长大，缺乏对帝国的了解。再加上明代严格的皇帝制度，使他们在即位之前没有接近政权的机会，甚至没有任何管理帝国的经验。
因此，当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时，由于经验的缺乏，对于如何统治庞大的帝国难免手足无措，不得不依赖于由大学士为代表的广大文官集团。再加上从宋代开始，随着世家大族的没落，中国开始步入平民社会。没有了世家大族的牵制，明代文官集团开始逐步发展壮大，由内阁学士所组成的文官权力核心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大事的决议权。
文官集团最终成为左右皇权的强大的政治势力，与科举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代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本意在于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推行之后，实际上控制所有士子命运也即人才选拔权的并不是皇帝，而是各级文官。此话怎讲？
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有这样一个传统，考中的考生一般都会去拜主考官为老师，考生就是主考官的学生，也叫门生。
虽然帝国最高规格的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者就是皇帝的学生，一般叫做天子门生。但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只是个形式。一般情况下，凡是通过会试的考生都可以参加殿试并都能通过殿试，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已。因此，虽然通过殿试的考生是天子门生，但是他们的仕途并不由皇帝决定，而是由文官集团决定。
我们知道，参加殿试的资格是先通过由礼部官员负责的会试。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在这层层的考试中，主考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既然士子的政治命运由文官集团决定，想要考取功名的士子自然会去抱文官的大腿，而不会去巴结皇帝。当他们金榜题名之时，他们更多的会感谢主考官。当这些士子进入官僚系统后，自然就成了文官集团的新生力量。
另一方面，科考的成功者认为他们获得仕途的通行证，并不应当感激皇帝，而应归功于本人的努力。因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而科考的通过又基本上凭借个人的才学和运气，这样，士子在步入仕途以后，自然就认为有理由控制社会的部分权力。
同时，科举这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为从知识阶层中产生的文官集团攫 取社会权力提供了便利。士子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地为文官们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提供了保障。
到这里为止，文官集团已经成为遍布朝廷和地方的强大政治势力。皇帝因不了解国家情况、缺乏执政经验而失去了对国家事务的实际决策权，只能就文官们作出的决策进行象征性的裁决。
而文官集团想要的理想君臣关系是彻底架空皇帝，让皇帝成为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而让皇帝成为这样一位圣君的手段，便是将皇帝禁锢在紫禁城中，由一些年老德高的大臣定期向皇帝讲授儒家经典，用儒家经典对皇帝进行思想囚禁。文官集团对皇帝的这种禁锢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皇帝的即位年龄——皇帝即位年龄越小，成功率越高。如果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文官便很难再将他禁锢。
下表是明代皇帝在位年表，我们可以结合这张表来理解。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得知，从明英宗朱祁镇至末代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的十位皇帝（万历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时间只有1个月，故忽略不计），平均即位年龄为16岁，最小的即位时仅为8岁。
前面我们说过，文官集团理想中的君臣关系就是皇帝做一个什么事也不用做的“圣君”，帝国的管理由文官集团来代理，这有些类似日本的天皇制，皇帝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具体实施国家权力的是内阁和官僚体系。
因此，文官集团在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便开始了对皇帝的控制。举个例子。万历小时候喜欢书法。有一次，他让首辅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写字，并将写好的字赏赐给这些大臣，张居正当面叩谢了皇帝。
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万历皇帝说，皇上的书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实在没必要在这上面花费精力。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都是以德行治理天下，皇上你字写得再好，在治理国家方面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对于张居正的进谏，小皇帝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只能听从，从此不再修习书法。
但当皇帝成年后，就不再满足于扮演文官集团理想中的圣君。这便必然要在君臣之间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在万历在位时体现得尤为突出。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万历帝怠政长达28年之久。
据史书记载，在这期间，他不上朝，不参加例行经筵讲学，不祭拜宗庙，不批阅奏疏，甚至连朝廷和地方官员缺员时也不增补。
后人在述说万历帝怠政的原因时，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说他懒惰。这种说法简单明了，但并不符合事实。早年时期的万历帝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关于早年时万历的勤政，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1585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万历命令地方官员求雨，但没有任何效果。于是他决定亲自到宫外6公里远的天坛举行祈雨仪式，而且一路都不坐车，徒步前往。
第二个例子是1587年阳历的三月二日，数以千计的官员赶到皇宫参加午朝，然而皇帝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都被谣传的假消息所骗。对于这一戏剧性的事件，万历本可以付之一笑，但考虑到这件事有损朝廷体统，为严肃纲纪，万历下旨彻查此事并对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处以罚没两个月俸禄的处罚。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早年的万历皇帝并不是一个懒惰的皇帝。
从勤政亲民的好皇帝到怠政的懒皇帝，万历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其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要解开这些谜团，得从万历的妃子郑氏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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