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的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茶文化由萌芽到逐渐发展，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中国文人、僧侣于饮茶时所形成的“他界观念”以及文人、僧侣们的那种对幽寂、高远情趣的体味和追求，都是日本茶道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的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均对日本茶道精神内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茶传到日本的契机，则是遣唐使与留学生从中国将茶带回日本而开始的，在那时茶或是以药用为主，亦或是宗教仪式为主。现保存着在圣武天皇天平元年宫中大法要时，曾经用茶来供奉的纪录，此外东大寺的正仓院也保存着当时大佛开眼供养所用的茶碗等，足以证明当时茶的传入与用途。
到了平安时代，在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的时候，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从中国将茶种带回日本，并在近江国阪本的某处土地种植，这是日本最初种植茶叶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被后世称做日吉茶园，而在之后的后弘仁六年时，嵯峨天皇在行幸于近江国韩崎之地时，因为高僧正永忠曾经献上茶叶，于是便命令全国各地开始种植茶树。但是，随着宽平六年宇多天皇废止遣唐使的命令，与中国的交流也随之中断，饮茶的风尚也随之衰落，只有一小部份的僧侣仍然持有饮茶的习惯。
而在中国宋朝时期，中国国力又兴盛了起来，这时日本是平安时代的末期，当时的权力者平清盛于是再度与中国进行交流，那时有一位前往中国的学问僧，称作荣西，而这位荣西禅师就是之后建造健仁寺的高僧，在建久二年的时候，荣西禅师从中国带回了茶的种子与茶道具等，回来后便将种子种在九州的背振山上被称作为石上坊的地方，并精心照料，因此，当时荣西禅师所种植之茶就称作为石上茶。然而值得探讨的是，当时荣西禅师所带回来的茶，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呢？
这还要从中国说起，当中国进入了宋朝之后，茶的栽培技术与饮用方法变的非常发达。然而唐朝的茶主要是以「团茶」为主，将茶叶固定成一块，然后再煎煮饮用，与日本现今的抹茶有一点接近，当时饮茶的礼法也已经规范，而器具则使用汤瓶，茶筅，天目茶碗等等。而茶则使用的便是禅宗寺院的茶札，此时，供茶也十分盛行。除此之外，当时十分尊敬荣西禅师的京都北山高山寺的明惠上人，从荣西禅师那里得到了一些茶的种子，并且在高山寺内的深濑种植，大概是地点，气候，土壤各条件都十分合适的关系，所以种植出了十分高品质的茶树，在这之后高山寺所出产的茶便称做本茶，受到最高的尊敬。
至此之后，饮茶的习惯以禅宗寺院为中心并向日本各地传播，发扬，连京都的公家与镰仓的武士都开始习惯于饮茶。而「东鉴」这本书，就曾经记载了三代将军源实朝因为宿醉而苦时，荣西禅师将茶当作药来让将军服用，而那时献上的「吃茶养生记」中也有记载，茶有治疗万病的功效。
14世纪初，茶田出现在农村山野之中，茶叶产量的提高为斗茶提供了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所谓的斗茶就是一种饮茶竞猜的游戏，即饮茶后判断出是否为正宗的茶。参加游戏的人除了要鉴别茶叶，还要鉴定沏茶用的水。猜对次数多的获胜者能够得到赠品。在这里，赠品成了赌注。这类游戏方式即为斗茶，初时都在饮茶亭的台阁内进行。据说，当时的茶会方式模仿了和歌会或连歌会的模式，因此，参加者中既有连歌奉行，同时也有茶道奉行。而当时的茶室大部分皆为中国式样，被称作“饮茶亭”。饮茶亭是两层的茶室，楼下称作客殿，是客人们等待的场所，也是现在所说的等候室。二楼被称作台阁，一般说来，准备工作就绪后，在客殿等候的客人就会被邀请到二楼，在台阁上进行斗茶。这种两层建筑的茶室，就是早期中国式样的茶室。尽管这种建筑并未保留到现在，但在《喫茶往来》等书籍中却留下了相关记录。
于是这种从隔海相望的中国传来的斗茶会逐渐日本化，并开始称作茶会。茶道建立之后，斗茶又以品茶会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在斗茶日本化之后，茶室也从饮茶亭的台阁转移到了会所中。也就是说斗茶会最初还是中国化的东西，后来逐渐适应了日本的风土，变成了日本人喜好的东西。日本向来是一个懂得汲取与变革的民族，其他艺术也大抵如此。
在初期的日本茶道中，不能不提能阿弥和珠光。能阿弥规定了茶具架装饰规则，书院装饰规则，“东山御物”的制定，也对台子点茶的礼仪和方式做了一定的研究。
刚开始的茶道茶会在书院举办，现存最为古老的是银阁寺东求堂的同仁斋。那是一个只有四叠半大小的小书院，义政曾在那里举办茶道茶会。在大书院建筑中，因为壁龛特别大，被称作“大壁龛”，所以在壁龛中首先要挂“三幅对”，即三幅挂轴。挂轴一般是裱好的，多为唐绘，即从中国传入的绘画。如果要挂三幅对，它的前面要放置一种叫三具足的东西。即香炉，花瓶和烛台。香炉用来焚香，花瓶用来立花，烛台用来点灯烛。这一系列的做法大体上引用了佛像装饰的手法。
此外，还有高低搁板，搁板上层放香盒，茶叶罐，天目茶碗，汤瓶。下层则放置食盒。在书院建筑中，有称作“书院窗”的窗户，窗户下放有书桌。书桌上摆放砚台，镇纸及其他文房用具。因为书院本是禅宗僧侣们用来学习的书房，因此文房四宝等物便成了必需的装饰物。
能阿弥将书院建筑式的客厅作为茶室，接着又对原本用于佛像前的“台子一式”的装饰方式进行了改革，被叫做“三种极真”的台子装饰。它与献茶式和台子点茶式的装饰大抵相同。在台子下层的板子上放置风炉釜和水壶，中间放置茶勺架，里面插着茶勺和火筷子。另外还有水罐，盖托等。台子的上层叫做“天板”，上面放置茶碗和茶叶罐来装饰。除此之外还有茶巾，茶筅，茶勺。茶叶罐当然也会 装在袋子里，袋子叫做“御仕服”，这些东西，据说都是能阿弥发明的。
能阿弥在发明台子点茶时，在茶道中融入了小笠原流派的武家礼法。换言之，是将武家的弓箭操作法引入了茶道的柄勺用法之中。另外，茶道中搬运茶具时的走路方式，融入了能乐舞蹈元素。至于茶器的搭配组合，被称作“曲尺割”，虽说最后完成的是武野绍鸥，但最初规定的人却是能阿弥。这在《南方录》中也有相关记载，虽然无法确信其可靠程度，但也是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了。
能阿弥将足利将军家传承的唐物名器分为上中下三等，并选出了上等品及中等品中的上品，将其命名为“东山御物”。所谓东山御物，整体上唐绘居多，主要是宋元时代的名画，此外，还有香盆，烛台，香炉，花瓶，茶碗，茶叶罐等各种茶具。东山御物中的名品仅有很少一部分保留至今，据说足利义政喜欢的七种茶壶其中之一现在就收藏在五岛美术馆内。
要说能阿弥乃同朋之中名人也，珠光则被后世公认为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他将众多思想融入了茶汤之中，使茶汤具备了更多文化礼仪与思想，把茶汤提升于道的地位。传说珠光原本是奈良城名寺的僧侣，最初只是个小和尚，后来因为怠慢了寺役，被逐出了寺庙，之后便到各地流浪。珠光曾随能阿弥学习立花及唐物鉴别法，随后，又跟随大德寺著名的一休和尚参禅，由此悟出“茶汤之中亦有佛法”，并从大师手中得到了印可之证。于是，他将一休和尚授予他的圆悟禅师的墨迹挂在草庵茶室四叠半客厅的壁龛上，并在那里点茶。自此之后，人们便开始在茶室中悬挂禅宗大师们的墨迹。随着珠光不断制定出独特的茶汤之法，在日语中被称为“数寄屋”的草庵茶室也逐步确立。也就是说，书院建筑的中国式茶室进一步日本化，使之与日本风土更加吻合，这种茶室看上去给人一种质朴淡雅的感觉，同时，珠光也对数寄屋茶室的内部装饰也制定了相应的标准，与书院装饰相比，数寄屋装饰要简朴许多，壁龛小，没有高低搁板，挂轴只有一幅，挂轴的装裱也被简化。
珠光的茶汤，是精神本位之茶，以尊重人的内心为宗旨。与能阿弥相比，能阿弥属于形式主义，而珠光则在阐释更为深奥的道理。能阿弥敬佩珠光的茶，并将他推荐给了义政当茶道老师，就这样，义政开始跟随珠光学习茶道，并为之倾倒，珠光后来在京都开设草庵时，义政还专门赠予了“珠光庵主”的横匾。
在珠光之前的茶汤中阶级差别明显，身份高的“贵人”与地位低的下等人之间差别非常大，贵人进出的地方较为宽敞，称为贵人门，而下人则低着头，从狗洞似得门口爬行进入，称为窝身门。洗手池也是如此，较高的为贵人所用，较低的须下人蹲着洗手，珠光，利休等茶师逐步消除了身份差别，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让大家都用较低的洗手池，这就充分地体现了珠光所主张的人类平等观念。在《珠光一纸目录》中可以发现此思想。
珠光曾说“真心爱洁净”，这里指的是“和敬清寂”中的清，相对于表面的清洁，内心的清洁更为重要，这样才会感受到真正的茶道。珠光茶道理念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宾主举止”，客人应将茶会作为一生唯一一次的聚会，带着一生仅此一次的心情参加，应持“唯此一次”的认真态度去尊畏主人。而主人也应该去尊敬客人，亦应待其如名人。在世阿弥关于能乐的《风姿花传书》中写到：“好色，赌博，嗜酒，此乃三重戒，乃古人之规训”。这三条戒律继承了艺道之传统，在茶道之中，同样要节制酒色。珠光在茶道秘笈中曾写到：“此道之中，最恶者乃任性与自以为是”，他强调任性与自以为是是最不可取。书中还有一条，“要成为心之主，勿要以心为主”，意思是要成为自己内心之师，不能反过来受内心的指引。
从日本茶道历史看，自茶汤原型，即宋代的饮食游艺，到日式的风雅游艺，再到室町中期，在珠光的努力下，茶汤进一步技艺化，并最终发展成为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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