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忧思与文脉的传接

黑格尔曾说过“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

尽管黑格尔说此话针对的是“思想的活动”，但他的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他所道出的“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对于认知事物尤其是事物的同一性具有着的决定的意义，正是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存留着这些成分才构成事物之所以成为自身的依据。

对于一个文明来说，是否拥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尤其是文明同一性的指认最基本的维度，“文脉”便是这一指认较为形象的称呼。

“脉”是个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在中医文化中，它指的是人体气血运行的管道。“望闻问切”的诊断中“切”即为对脉的判断，通过把脉可以断定一个人的气血运行状况，以此反映一个人健康与否。一旦一个人脉搏停止了，他也就失去了生命。这是“脉”的原初含义。后来，这个概念延伸到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以及写作领域。

写作领域的文脉是用以表明体现文章内在逻辑延展性的一个概念，而文学领域中的文脉是文学之脉的简称，它指的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以贯之的脉络。余秋雨的新著《中国文脉》就是以文脉作为直接的、显明的概念，以文学之脉作为分析对象从中窥探出文化之脉的运行气势与发展趋向并对之做出诊断与关切。

文明的忧思与文脉的传接

余秋雨撰写《中国文脉》一书的问题意识源于当下出现的“文化改写”的现实，这一现实的直接表现就是人们误读、误用文化的等级品位，对文化做出“夷平化”的理解与运用。比如，成功者动不动就“以文炫己”、“以文训世”；企业打着文化的旗号，让员工背诵文化等级很低的发蒙文言；文化残屑占据电视节目。文化似乎成了没有门槛任人取摘的“玩物”。在今天‘文化被改写’的时代，文化已经逐渐丧失其应有的审美情趣，文化的高尚与低俗逐渐地迷失了判断的标准。后现代主义“目空一切”、“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的价值信条对于逐渐地飘逝了文化的价值蕴含，“三俗文化”的低俗、龌龊在市场逻辑的推动以及商业传媒的包装之下占据着文化场域的主阵地。这种缺乏审美的文化评判造就人们对历史文化人物、传统榜样的曲解甚至是嘲讽。一些具有高尚情操的历史名人与民族英雄遭受到肆意的污蔑：雷锋因帮人太多导致过劳死、黄继光摔倒了顺便堵了枪眼、董存瑞的死因是被炸药包的两面胶粘住了，杜甫的照片一直被置于“很忙”的情境中。

这宛若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所说的状态，“人们从流飘荡，茫然无助，只剩下了求生的本能”。余秋雨在新著《何谓文化》中揭示了当下文化的三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中国文脉》既是对文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与重新勘定，也是对中国文化历史延绵的深层关切。作者本人对“文化改写”现状的揭示，背后体现出的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文明传承的忧思。对文脉的理解首先是作为文学之脉，将文学发展历程当中那些具有独特属性与价值的要素提炼出来汇聚成的脉络。具体地说，在余秋雨看来，“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

文脉是潜流，它不直接地显现出来让人们一览便知，而是蕴含在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多样的文学样式当中需要人们去发掘。由于文脉始终处于“隐潜状态”，它特别容易产生误会以影响人们对于它的辨识。这股潜流属于文学、体量不大、时断时续、或多或少，既不是官方主流也不是民间主流，对于其他文学现象既有吸附力也有排斥力。发掘文脉的过程就是一个对文脉进行甄别、取舍的过程。“寻得这股潜流，是做减法的结果”。对于寻觅文脉，“减法更重要”，“减而见筋，减而显神，减而得脉”。文脉隐藏与文学和文化之中，以文字的形式展现，通过不同的文学载体与形式表达出来。

文明的忧思与文脉的传接

那么，在对文学进行“做减法”之后，哪些称得上是文脉呢？余秋雨认为，文脉首先是崇高的，具有高尚性，那些赞美生命的文字具有较高品味的文字才能算得上。他用“等级”一词用以表达文脉的特征，认为“等级，是文脉的生命”。“文学的等级，与官阶、财富、疗效、传播等因素完全无关，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文脉具有独立性，它不与政脉相联系，保持文人独有的自立与高雅。文脉发展有着自身轨迹，不受政治权力、世俗偏见的干预。这样，文脉与政脉、世脉相区分的。有些时候，政脉与文脉是一致的。比如，“在唐代，政文俱旺；在宋代，虽非‘俱旺’，却政文贴近”。然而，有时文学发展鼎盛之时往往却不是政通人和的时候，余秋雨举了南唐李煜的例子，李氏之词将“春花秋月”、“一江春水”、“流水落花”注入中国文化之中，但南唐却遭受亡国之灾。文脉是对自然、生活乃至生命的表达，对自然之美、生活之真、生命之善的描写与赞扬。能够延续文脉的那些作品往往是朴实自然、真诚真实，传接文脉的那些文人常常是高风亮节、铮铮铁骨。不取悦于世俗、不献媚于朝堂、不趋炎附势、不人云亦云，真正地表达出文脉应有的“自然之气、洁净之气、淡远之气”。如果“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是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

余秋雨从《诗经》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勾勒一条中国文脉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线索。这条线索旨在摘选出对于文脉传接起着重要作用的人。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文脉的延伸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有人承接，有人延续，有人续写。后人的延伸建立在对前人作品的理解和发扬之中，这一过程也就是确保文脉、文学乃至文化的延续性。作者赞赏秦始皇，因为他“使中国文脉可以顺畅地流泻于九州大地。这种顺畅，尤其是在极大空间中顺畅”，“统一中国和统一文字，为中国文脉提供了不可比拟的空间力量和技术力量”。作者思索三国时代，“在兵荒马乱的危局中真正把中国文脉强悍地接续下去，是谁呢？”。作者赞扬鲁迅之所以得到文脉就在于它对于以往文学瑰宝的承接上，“从他对屈原、司马迁和魏晋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窥探”。在作者看来，只有在文学发展中将不断时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与既往的“拉成一条线”才能体现出文脉意识。这样，余秋雨在呼吁唤起人们认知文脉的等级意识的同时，也唤起人们对文脉的传接意识以及对于文明传承的忧患意识。

文明的忧思与文脉的传接

尽管余秋雨在书中主要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做出梳理厘清其内在的脉络，但文学之脉思索的深层次是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忧思。实际上，仔细想想，文化本身不就是一个文本吗？对于中国文脉的思索不也正是对于中国文化这个宏大文本做出解读吗？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反思与重构始终是余秋雨先生文化散文的重要致思趋向。无论是早年的代表作品《文化苦旅》，还是新近的《中国文脉》以及《何谓文化》等相关作品，其表达的主题都是围绕着揭示中国文化的遭遇，以及如何接续以及重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之脉在面临政治局势跌宕、社会形势变迁、外部势力干预都会发生着改变，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继承与创新，中国文化如何传承，中华文明之脉如何得以延续，这些关切在他的文化散文中都得到突出的体现。

对于当下的中国文脉现状，余秋雨也给出了建设路径：“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首先，领略两种伟大——古代的伟大和国际的伟大，然后重建自己的人格，创造未来”。文明之河的流淌总是上游的河水流向下游，文脉就是延绵流动河水下面的河床一般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不断延伸的。文脉的接续需要对以往文明传统的尊重，那些对于文脉传承起着决定作用无不是对于传统的正面意义上的回应。如同作者在书中对金圣叹的评价，“他喜欢的戏剧、小说，如《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和杜甫拉成一条线，构成了强烈的文脉意识”。只有当后来者与前人形成认知、情感、价值上的“照面”，“拉成一条线”的时候，文脉才可能接得上。余秋雨所说的“领略古代的伟大”就是要学会尊重传统，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发扬传统。希尔斯曾指明了传统之于现在的意义:“人类社会保存了许多它所继承的东西，这不是因为人们热爱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生存下去”。传统体认着文明的主体性与自我认同，它基本特点就在于它包含了文化延续必备的一致性。“传统可能经历极大的变化，但它的接受者却会认为重要的方面都为改变”。

文脉的传接既是一个继承的过程，也是个创造的过程。这个创造就需要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作为依据。这个创造的起点是要立足文脉最基本的特点——等级做出实质性的推动。延续文脉必然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它需要站在前人的制高点提出真正有品位的创见，如同李清照那样，在尊重中国文脉的‘基本格调’的同时又能够开创出一种‘特殊格调’。而“其他人文学者，即使学贯中西、记忆惊人，也都没有来得及对中国文化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推动。须知，记忆性学问和创造性学问，毕竟是两回事。”这就需要我们“从当代文化圈的吵嚷和装扮中逃出，滤净心胸，腾空而起，静静地遨游于从神话到《诗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以及其他文学星座的苍穹之中。”

文明的忧思与文脉的传接

文脉的创造需要结合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历史上出现的文脉中断现象往往都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原因所致。从唯物史观来看，文学与文化本质上都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心态、外部环境都容易造成文脉的传接。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中，文脉的传接需要在与密切的对外文化交往中实现。所谓“领略国际的伟大”就是要认识到异文化的丰富性，能够理解并借鉴不同文化的优越因素，纳入到中国文脉传接与中华文化传承当中。尤其是要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撞以及补充当中寻求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以“重立普世范本”，构筑人类对于文化的共性认知。在余秋雨看来，中华文化并非是完美之至的，也存在着自身的弊病：疏于公共空间、疏于实证意识以及疏于法制观念。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人世间普及爱与善良，不同的文化只有在不断地交流过程中才能够获致共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

此外，重建文脉还需要重建人格。余秋雨对于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集体人格纳入到文化的解释系统之中，认为本身就是一套精神价值、生活方式以及集体人格。“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他之所以推崇鲁迅，认为“现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脉的也是鲁迅”、“直到今天，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就在于“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集体人格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对于描述一个民族的文明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文脉，……要想继续往前，必须大力改革，重整重组”，这其中就包括重建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一个民族必须在重建自己的集体人格时候既是对民族文化自身的自觉反思，也是在将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发展、推向未来。

总之，文脉的接续应当远离对文学“夸张、伪饰、围诼、把玩的风尚”，也应当“从当代文化圈的吵嚷和装扮中逃出”，还文学以崇高、真诚与自然，还文化以仁爱、善良与美感，在尊重传统中面向未来，在文化交往中形成共识，以忧思文明意识推动文学与文化之脉的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