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记忆法辅导女儿背了几首唐诗，于是又回忆起最近读书时背唐诗的情形了！正好去年年底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还没仔细研读。所以就决定好好读一读。
众所周知，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那个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的诗人，她们或仙风仙骨，或忧国忧民。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所录作家二千三百多人，诗四万八千多首。从这么多的作家和作品中只选出三百多首诗，而且要比较准确而概括地反映唐诗的全貌，自然不是件容易事。但《唐诗三百首》的选辑者基本上是完成了这个使命的。初唐四杰和沈、宋等人的律诗，初、盛之间作为李、杜前驱的陈子昂、张九龄等人的古诗，这个选本中虽选得不多，却篇篇都有代表性。盛唐的重要作家也都已网罗在内，而且所选的诗也都是精品。中唐的刘长卿、韦应物以及元、白、韩、孟，晚唐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作品，在这个选集里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这可以看出，选辑者的态度是非常公允的，而去取之间也相当审慎精确。这正是很多人肯定《唐诗三百首》的主要原因。
另外，这个选本还有几个值得称赞的特点。我们知道，唐诗最突出、最优秀的部分是盛唐诗；没有盛唐诗，唐诗就不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评价。《唐诗三百首》的选辑者抓住了这个特色。照我的体会，他的选诗标准是以作品能代表“盛唐气象”与否为取舍的。就是他在选初、中、晚唐各个阶段的作品时，也大抵以符合“盛唐气象”的标准为依归。过于冷僻怪诞或虽有独特风格而缺乏普遍意义的诗篇，如李贺、卢仝、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作品，就都没有入选。但入选的诸家，也并不因过分强调“盛唐气象”而抹煞他们带有独特风格的佳作，比如李商隐的“无题诗”就选了好几首。另外，选辑者对于同一作家的某些在风格、手法上不尽相同的作品，也能统筹兼顾，各选若干，而不失于偏执狭隘。因此，我们在《唐诗三百首》中虽只读了这个作家几首诗，也能略窥其整体。这对于我们了解一个作家是大有帮助的。比如王维，除选他的自然山水诗之外，还选了《老将行》和《洛阳女儿行》，这样，我们就可看出王维的风格在恬静幽闲之外还有雄健、清丽的两个方面。又比如韩愈，除选他的《石鼓歌》以见其怪诞突兀的风格外，还选了《山石》；这样，我们就可看出韩愈的风格也有清新流畅的一面。再比如李商隐，除选他的“无题诗”外，也选他的《韩碑》；这样，我们就可看出李商隐的风格除浪漫绮艳的一面之外，还有雄浑苍劲的一面。第三个特点是选辑者不仅着眼于有名的作家，还注意到若干篇突出的有名的作品。比如五古选了元结的《贼退示官吏》，七古选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五律选了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七律选了崔颢的《黄鹤楼》，五绝选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些具有概括性、示范性的作品的入选，都足以说明选辑者的眼光、见解的正确和全面。再者，选辑者有意照顾初学的人，使他们在开始接触唐诗时不致遇到太大的阻力。比如选李白的五、七言古诗不算少，而“古风五十九首”却一首也没有选。因为初学的人读这一组诗是比较吃力的，而且这些诗也不如《长相思》《月下独酌》等篇容易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联想。又如选杜诗，舍《北征》《奉先咏怀》而取《望岳》《赠卫八处士》和《兵车行》；选白诗，舍“新乐府”而取《长恨歌》《琵琶行》，也是同一道理。
“笔力雄壮，气象浑厚”的盛唐诗歌，常被诗评家以“盛唐气象”四个字将它与其它时代的诗歌风貌相区别，这种概括有助于更明确地把握盛唐诗歌特征。但对于这样的概括，一方面有人望文生义，把“盛唐气象”理解为单纯的对时代的颂歌，对唐帝国文治武功的夸耀，以及对躬逢盛世、如鱼得水的情感抒发。另一方面有人回转过来通过检查盛唐诗歌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歌颂盛世之作，相反，许多诗歌是表示对现状的不满，包括对种种阴暗面的揭露、抗议，因而认为“盛唐气象”一词，是对开元、天宝诗歌主流的歪曲。以上两种看法皆失之片面，而根源在于对“盛唐气象”涵义的理解存在偏差。
“盛唐气象”的概念来自严羽。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严氏辨其“非盛唐人气象”，显然是指“迎旦东风骑蹇驴”瑟缩委琐，见不到盛唐人的笔力，也缺少盛唐劲健的主体精神。这与严氏《答吴景仙书》所云：“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可以说是分别从正反两面对“盛唐气象”涵义的一种阐发。因此“盛唐气象”指的是诗歌风貌，具体即指诗歌“笔力雄壮，气象浑厚”，与内容上是否直接歌颂国家之盛，歌颂文治武功，乃至粉饰太平，本不是一回事。
具有“盛唐气象”的诗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感动激发，希望趁时而起，建立功业；一类是理想与现实矛盾，针对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社会上的不平现象发出怨怼之词。感激与怨怼看似相反，但实际上联系非常紧。感激而望成就功业，遇挫即成怨怼。所以在具体作品中，两者常常交织在一起。
盛唐诗人的感激之作，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它是为时代的召唤、时代的需要所吸引，要轰轰烈烈大干一番的人生意气和事功精神的表现。盛唐人的这种感敏奋发，颇不同于一般狭隘的个人名利追逐，它往往表现于建功立业的荣誉感与使命感乃至奉献精神的结合。由于主体精神强旺，盛唐人谈起建功立业，又往往表现得情绪激昂，富有信心。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谓壮怀激烈。
盛唐诗人的怨怼之作，包含着诗人与时代社会的冲突，但盛唐诗人要求于那个时代的往往不是简单的仕途出身，不是薄禄微官问题，而是要成就“济苍生，安黎元”的大事业。这种宏愿，在玄宗统治后期是只好落空的，以致出现了类似鲲鹏太大，海水和风力无法支持的矛盾。但冲突的内容既然是在较高的层次上展开的，就仍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非同一般的气魄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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