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长短经（反经）》原序诗解政教文质所以匡救当时则用之过则舍当

赵蕤《长短经（反经）》原序诗解政教文质所以匡救当时则用之过则舍当霸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

题文诗：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

岂有爱憎?实技业驱,之然是知,当代之士,

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

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

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也,

遂作春秋,大乎工道;乃制孝经,美乎德行.

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

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

御世理人,罕闻沿袭.是以三代,不同礼五,

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故国容一,

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

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

牵乎彼哉?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

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理者,其政有三:

王者之政,化之霸者,威之强国,之政胁之.

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

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有曰:

政教文质,所以匡救;当时则用,之过则舍.

由此观之,当霸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

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倘若,

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彰先王,广陈德化,

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救火.善则善矣,

岂所谓通,于时变欤?霸者驳道,白黑杂合,

不纯用德.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

不守小节.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

其归一揆.恐儒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

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并,立题目总,

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

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

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

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

幸望详焉.古圣真情,真情不变,真法常变,

变以适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原文】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工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　　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 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　　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译文】　　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　　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首先要有所防范。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用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强同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摄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同一的。　　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称《反经》。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改革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之败局。所叙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是经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的俊杰继往开来。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读读这本书，那我就深感荣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