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传统时代的财政结构，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皇室和贵族们的消费，另一个就是供养军队和百官，用于民生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葛剑雄先生说，有些人认为传统政权既然集中了大家的力量，“必定会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工程，有利于发展生产等，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那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大多被挥霍浪费，真正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进步的反而是少数”。
管汉晖和李稻葵的研究证明了葛剑雄先生的这个说法。他们曾经将明代中国和工业革命前英国的财政结构进行过具体比较，结果发现，“总体来说，明代中国和英国的政府规模相差不大”，但是两国政府的钱，花到了不同的地方。明朝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宫廷和皇族的奢侈性消费，对宫殿和陵寝的修建，以及巨大的军费开支。除了几次治理黄河水患之外，整个明代很少进行大的水利工程修建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政府也没有投资于道路的修建和保养，更别提“投资在工业制造或者其他生产性的事业上，因此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
和明朝同期的英国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带动了国内其他投资的上升，投资的乘数效应为2.25，这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历史研究显示出，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改为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是英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之一”。
与中国君权缺乏有效约束伴生的，是官僚系统非常庞大，权力同样缺乏有效监督。如我们分析过的，中央王朝每汲取到1分税赋，官僚系统可能会额外贪污10分。因此中国传统王朝到中后期，总是出现汲取能力过度的问题。在皇帝穷奢极欲的同时，官僚系统更侵吞了大量财富，结果是“皇帝与官僚共享物质财富”，导致一个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面积腐败当中。
因此，由于中国传统王朝的汲取成果不能为社会共享，民生基础建设几乎为零，对社会剩余劳动价值的榨取并未有机的用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这种过度汲取总是表现为压垮脆弱的小农经济。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中，没有妥协性渠道，要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战争，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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