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讲述的是从1968年到1976年八年时间，知识青年们到内蒙古大草原上插队建设的沉重往事。作者老鬼，作家杨沫之子，在文革伊始便因其为人粗暴，崇尚武力，人缘极差，被打为反革命。
八年的草原生活，也是作者八年的挨整生涯。老鬼从最开始，怀揣着毛泽东语录，奉阶级斗争为圭臬。因其母亲作品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情怀”而与母亲反目成仇，抄母亲老家，贴母亲大字报。抢了家里300元钱，怀着极大的热情同好友一起远赴内蒙古建设兵团，伪造介绍信，写血书请求兵团接收。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实。
八次的批斗，将他从一个血气方刚，大草原摔跤第一能手，批斗成为一个任人揉捏的软柿子。崇尚武力的他，在一个寒冷的深夜，被一群人打的抱头鼠窜，在深山老林中，听着狼的嗥叫无处可归。他用自己热血一样的青春在草原上训马、挖石头，一腔热血却顶着反革命的帽子，处处被人孤立……甚至连爱了七年的女孩，也不曾跟他搭过几句话，最终只能偷偷抓走一把她吐过的瓜子皮作为纪念，在女孩走之后的那晚，他骑了7个多小时马，赶路150多里，却只能在昏黄的窗外默默望着……
这样的经历，却并非是虚构。正如老鬼的性格一样，他的文字粗糙，直白，狂放。可是，若非这样的文字，又怎能袒露出如此真诚的灵魂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鬼在作《血色黄昏》时，是抱着必死之心的，当时支撑着他度过八年时光的那“一棵小草”早已消散。他正想写下这样的经历，作为一个时代的片面，留给后人。而自己，则将在雷管的爆炸中，与翻手覆手将他扣上反革命帽子的“沈指导员”同归于尽。
这是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悲哀与无奈，然而，我们是否仅仅将这样的灾难归结于那个时代吗？一如莫言在《蛙》中所表达的，人类的灾难，往往是人类彼此加给对方的，而强权的政治，或许只是一枚大棒，任由群众彼此挥打。
那个年代就像是一场大潮，潮水褪去，大家才发现，原来彼此竟然都从来没有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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