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妹不是妹子，而是一个伢子。
在我们这里，民间习惯取孩子名字中的一个字称自己的孩子为某伢，某妹，很少完整称呼名字的。更有意思的是，偏偏将女孩子称为某伢，将男孩子称为某妹。先妹就是他父母在将他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称为某伢的同时，将他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冠上了一个“妹”字。
先妹的大名叫张先顺。先妹只是他的乳名。
先妹屋里是三代贫农出身，解放前的生活是很贫困的，仅仅维持了没去讨米。解放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屋里仍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到底都没能翻身。
先妹出生在大跃进时期，那个时候整个共和国都处于风雨飘摇中。先妹的屋里日子过得特别艰难。
先妹本来是有哥哥的，而且是两个。只是由于家里生活贫困，先妹的二哥很小的时候就过继到内山里去了。大哥比先妹的年纪要大十岁左右。据说长得牛高马大的，食量也大。但是在“过苦日子”的时候，硬是被饿死了。老人们说，那孩子临死前奄奄一息，口里仍然喊着:“搞点饭把我吃咯，我好饿。”
很多年后当我听到这个情节时，也常常莫名的伤感。
先妹屋里除了和邻居共了厅屋外，就只有两间房了。房子都是土砖砌的，上了细泥，但是表面没有粉石灰和硫磺。靠外面那间房子被从中间间成了两截，南边靠晒谷坪的一截做了厨房，北边靠河边竹园的一截做了猪栏。靠近厅屋的那间房是内房，也就是城里人说的卧室。内房里呈丁字形开了三个铺，住着一家七口人，还不算平时住在先妹姑姑屋里偶尔回来的阿婆。由于房子实在太挤，别人屋里的正房即城里人说的客厅就从来也没有。好在先妹屋里年头到年尾基本上就没有客人登门，所以有没有正房也没几个人在意。
先妹一屋人都是勤劳的人，基本上每天都是从天光做到断黑，除了吃饭，一刻不停。不过先妹一屋人都是不太动脑经想事，从来不会去琢磨怎样能把事情做得轻松一些，效率高一些。因此尽管一屋人日夜操劳，屋里经济状况始终难有起色。
先妹做农活是一把好手。无论是割牛草，还是扯猪菜，动作都很快。捉鱼也很里手。而且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先妹和他爸一样，会奋不顾身。有一次生产队干塘，和往常一样，在统一捉完了家鱼之后，野鱼（杂鱼）就随便捉，谁捉了就归谁。先妹在烂泥中摸到了一条至少有半斤重的鱼，没想到等他双手抠住那条鱼站起身来的同时，还有一双手抠住了那条鱼。为了捍卫到手的成果，先妹毫不犹豫，对着那双沾满了腥臭的烂泥巴的手狠狠的一口咬下去，没想到随着一声痛苦的叫声，才发现咬的是他爸的手。这件事在整个生产队流传了很多年。
先妹有点内向，除了本生产队的人，没见他和外人打过招呼。他娘老子不止一次说过:“别人屋里的崽女读书经常带同学回来屋里，我屋里先妹从来没有带同学回来过。其实我好想他带同学回来耍。”
虽然先妹的爸爸也当过生产队长，其实他爸爸妈妈都没读过书。先妹一直在读书，但是成绩很少有及格的时候。
当时生产队和先妹同时初中毕业的还有两人，一个是我的妹妹，另一个是我的一个堂弟。公社高中分配到我们生产队的升学名额只有一个。这么宝贵的一个名额给谁呢？先妹的成绩是垫底的，按理他是没有份的。但是从公社文教办和大队党支部传来的消息，确定那个升高中的名额给张先顺同学，也就是给了先妹。为什么？理由堂而皇之，我是读了高中的，所以我妹妹就该让出指标；我堂妹也读了高中，因此我那个堂弟因为姐姐读过高中，也应该让出那个指标；先妹屋里是三代贫农，三代人没有读过书，所以那个升高中的宝贵指标要优先先妹。
我们也无法反驳，因为那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最后，是通过其他渠道，让我妹妹和堂弟到另外一个公社的高中去读了，本公社的高中当然就让先妹去读。
先妹最终没有成为高中毕业生。
进入高中就读之后，先妹由于麻布袋绣花——底子太差，基本上所有课程都听不懂，勉强混了一年之后，先妹就死人也不肯再去读了。他爸妈也没办法，只好让他回家跟着务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尤其是沿海地区，各种“三来一补”的企业飞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也给我们内地的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的出外打工机会。先妹也随着大流，到了广东去打工。但是先妹虽然手持初中毕业的文凭，有着高中肄业的学历，实际上还不及一个小学毕业生。因此先妹总是找不到一份工资较高的满意的工作。没奈何，高工资的工作找不到，累人又工资低的工作也要找一份，总之多少能挣得一份工资就是好事。
渐渐地，先妹的年纪也大了，眼看就是奔三了。尽管家庭条件差，还是需要找个对象，开场亲。在他妈妈托了很多人之后，终于说上了一个姑娘。
那姑娘是内山里的，屋里经济条件也很差，想着能够嫁到塅里（山外的平原地带）来，也许命运会有所改变，加上媒人说先妹人老实、勤劳，姑娘想想虽然暂时家里贫困，也许以后能翻身，于是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但是，先妹屋里实在太差了，新媳妇来了以后，看样子是要和公公婆婆以及小姑同住一间房，想到这里那姑娘心里就不是滋味。因此，她提出条件来了，要结婚除非先起屋，新屋起好了就结婚。
先妹一家人都想起新屋，只是梦想和现实还是有很大距离。先妹辛苦打工一年，年底回家的时候，总共只带回了三千元钱。先妹和爸爸妈妈商量了一番，就凭这三千元肯定是不能起屋的，那怎么办？还是先巩固婚事吧。于是决定，留一千元在家里应付来年生产，其余的二千元全部送到先妹的对象那里去，争取能够同意订个婚。
第二天，先妹天亮就起床，衣服袋里装着那二千元，走了整整五个小时，快吃中饭的时候，总算到了女方家里。先妹一进门，先叫了女方的父母，和姑娘打了招呼。姑娘不冷不热地说了声：“回来了？”
先妹赶快从上衣袋里拿出那一扎整整二百张面额为拾元的票子，全部交到姑娘手里。姑娘问：“只有这么点？”
“是的。”先妹回答说：“全部给了你。”
“这点钱能做什么？”姑娘随手把那一扎票子朝地面上一甩，转身就进了内房里不再出来。
先妹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弯腰默默捡起散落的票子，插在衣服袋里，出门就往自己家里去，连中饭也没吃一餐。
回到家，先妹把那一扎票子全部拿出来，交到妈妈手里，对着一脸愕然的妈妈说：“她嫌少，不肯要。”
接下来，先妹扑到床上，大声地哭了起来。
妈妈过来安慰他，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用手抚摸着他的后脑壳。
爸爸什么也不说，他什么也说不出，只是静静地坐在长凳上，抽着旱烟，一脸的无奈。
第二天早晨，先妹早早起床，担起水桶，从河水里趟过去，到对面山岩下面的水井里担了几担水，把屋里的水缸倒满了。
然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先妹默默地出了门。
他来到供销社，掏出身上皱巴巴的几块钱，买了一瓶”甲胺灵“。
回到家，先妹把甲胺灵的盖子拧开，仰起脖子，对着喉咙口猛倒。等到他妈妈闻到甲胺灵的刺鼻气味，冲出来，不顾一切夺下先妹手里的甲胺灵玻璃瓶，可是大半瓶的甲胺灵已经倒进了先妹的喉咙。
先妹妈妈的大声呼救，瞬间震惊了生产队的所有人，大家都跑步赶到了先妹屋里。只见先妹已经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着，口里不断地吐着白沫，眼睛已经翻白，显然是没有救了。
就在人们手足无措的时候，先妹用力地抽搐了两下，喉咙口发出一阵粗重的声音。很快，先妹咽气了。满屋弥漫着甲胺灵的浓烈气味。
大家搀扶起哭得死去活来的先妹的妈妈，让他坐在床边上。先妹的爸爸还是无声地坐在一边抽着旱烟。
大家开始张罗先妹的后事。
外面路过的一个人，很多人都熟悉，似乎叫做胡海。
胡海轻轻地说：“一个农药鬼，死了就死了，赶快埋了。”
整个生产队的人都似乎没有了主张，只好求助于胡海。
胡海说：”搞一张竹床来，把那个农药鬼抬出去。再拿一个犁嘴来。“
几个年轻人抬了先妹家里一张烂竹床，把先妹抬上去，然后就跟着胡海出去了。
有人说：“还是要买一副棺材来吧。毕竟人都死了，没有棺材不好入土。”
“要什么棺材？”胡海说：“一个农药鬼，随便埋了就是。”
没有死了人应当放的响铳，甚至连爆竹也没有响一个。就是几个人用一张烂竹床抬着先妹，跟着胡海，过了捞刀河上的桥，到了河那边乌龟塘边上先妹自己家的自留山上，先把先妹睡在上面的竹床放在一边，在山坡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坑，然后把竹床抬到坑边上，往坑里面侧起一倒，先妹的遗体就滚到了土坑里。胡海拿过那个生铁铸成的已经生了锈的犁嘴，重重地压在先妹的遗体上，然后点起香，口中念了一段经文。就催促旁边的几个人赶快盖土。
有人小声地说：“犁嘴是不是就不要放了？先妹好作孽。”
“不放犁嘴如何压得住农药鬼？”胡海恶狠狠地说。
大家也不再说什么了。盖上土，堆起一个坟堆，大家就都默默地走了。
先妹这一世人就算是论定了，虽然没盖棺，只盖了土。
2018年6月7日写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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