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语萃 180
我在《千秋评论》第二十五期写《“赛跑式逃难”与“逃难式赛跑”》，说三十多年前，逃难到台湾的外省人，他们逃难，可分两类：一类是“大老爷式逃难”，一类是“小百姓式逃难”。“大老爷式逃难”是在逃难前，占尽消息、工具、财力等方便，其逃难也，其实与搬家无异。“小百姓式逃难”则消息不灵、工具不行、财力不够，其逃难也，只能扶老携幼、手抱婴儿，大队而行，但是一兵荒一马乱，大队就冲散了，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沦入沟壑的沦入沟壑、流落街头的流落街头。对比之下，两种逃难，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漫画家史密拜（Smilby）画过一幅逃难图。图中远景是沉船，近景是达官贵人醇酒美人以冲浪、市井小民抱木板以偷生，其下题字是：“平等是二十世纪的神话！”。（"Equality is the Twentiech Centtury myth."）浮沉之中，也有幸有不幸如此，天道无亲也哉？
国民党四星上将刘玉章（外号刘光头），退休以后，在《戎马五十年》里，曾有一章写“上海撤退”，写一九四九年“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保卫了半个月，到了五月二十五日，发现情况越“保卫”越不对了，好像别的部队，“络绎不绝，均驰往吴淞码头”，好像是准备撤退了。他心里疑惑：
我虽有浦西副司令的名义，对实情竟一无所知。遂派副军长李运成，至浦西指挥部联络，期能较早获知行动消息，以便早做策划，然迄无回报。但情况所显示之撤退迹象，则又越来越显明，于是我在不得已中亲往探察。先当面就连日战况，有所陈述，期司令将尔后行动，有所透露，结果仍毫无所获。不得已，复以市区中及沿途所见情形，相询是否撤退，司令方告以浦东方面战况逆转，匪已向吴淞侧背，压迫而来，现仅距吴淞约二、三十华里，准备今夜撤守，一再要我绝对保密。
他被上司摆了一道，最后得知“准备今夜撤守”后，匆忙赶回：
待我在返部途中，街上已一片混乱，车辆拥挤难行，尤以后勤部队为甚，回到军部后，即召集各师长及主要僚属等，指示必要之事项。不意时间仓促，因当日十五时许，方奉命应于十九时前，除掩护部队及所需辎重外，一律轻装在海军码头登轮转进；此时，匪似已察觉我军有撤退迹象，倾其全力，对我全般阵地猛扑，幸我第一线十五连，均能凭堡与匪续做殊死搏斗，使撤退部队安抵码头，而他们终以达成掩护任务，但无法于敌前脱离，为全军做了最伟大的牺牲，演成营口撤退之辎重营的再版，痛心曷极。
在决定牺牲“第一线十五连”来断后以后，接下来的撤退局面是这样的：
当时我规定，除第一线连继续在原阵地抵抗外，其余于十九时后开始撤退，我于二十时后，离开军指挥所。吉普车行不多久，即无法前进，只得下车，在人潮中步行到码头附近，见我官兵整齐席地，等待上船，心中甚觉安慰，然要在人潮中通过，则十分困难，迨士兵发现，遂大喊“军长来了，赶快让路”，我才勉强挤到船边。停靠码头的，是一艘三千余吨的商轮，没有经过舣装。船身侧面，仅有可容一路纵队之一座舷梯，部队沿梯循序而上。不久，因舷梯不胜负荷而折断。事前既无应急准备，情急中，将空汽油桶用裹腿捆绑叠起，勉为攀登。然上船速度因之更为减慢，且不仅一船如此，其他各船亦莫不皆然，整个装载之艰难缓慢情形，迄今忆及仍为心酸。
我站在码头边，从二十时许直到二十三时，才由船上士兵用裹腿连接，将我吊上。上船后，首先派人暗中监视船上工作人员，特别是轮机驾驶人员，以防万一。其最着急者，此时本军尚有约一万之众，急待依次攀登，我最后决心“要人不要枪”，大喊：“武器抛海，徒手上船，愈快愈好”，转瞬叠集之油桶塌垮，营救乃益无望。悲惨之情。何堪言状。
二十四时，即将退潮，匪炮射弹的爆炸声距码头愈来愈近；同时，在上船之处，有一匪谍将一枚手榴弹投上甲板，适在我所站附近，幸未爆炸。该匪谍当即被我岸上士兵乱刀刺死，船长要求开船，我仍请其稍延，因能多上一人，心理上的沉痛，就可以减弱一分。直到零时三十分，已至起碇最后时限，只得挥泪发航，看到岸上未能上船的官兵仍在整装等待，不知其将遭受何种厄运，生离死别怆然心伤。
从刘玉章这些“怆然心伤”的回忆里，我们知道：国民党在逃难前夜，是怎样牺牲自己的“副司令”；“副司令”又怎样自己抢上了船，牺牲自己的子弟兵，而“岸上未能上船的官兵”，却眼睁睁的“不知其将遭受何种厄运”！
这个故事，正给我的《“赛跑式逃难”与“逃难式赛跑”》添了一个新例子。故事出自退休后的警备总司令的非卖品回忆录，国民党总不能说我造谣吧？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二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