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小隐聊中隐

人生便犹如一壶老茶，在热气翻滚的水中起起浮浮，便是在这种不能自主中，却是释放出了蕴含其中久远的岁月和光华。苏轼因朋党之争的被迫离开汴京，远到杭州任通判，与其人生似乎最是不能施展抱负，但对于其性情与才华，亦可能是进入了另一番天地。

当天地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总会在不知处，已经为你又打开了一扇门，需要的是你的前行与寻找。坚韧不放弃，坚定不放松，人生处处皆精彩。

王安石的变法似乎变得更加一意孤行与偏执，对于异于政见者，都进行了打压、降职亦或免职处理。王安石的眼里，就剩下了两种颜色，非白即黑，如果不是支持变法者，便全部的归属到反对的阵营之中。一切以疯狂与不可一世的改革与变法，似乎结局注定不完美。

在王安石变法之中，当朝宰相司马光也被连降三级，最后只能辞职回家，编写《资治通鉴》了。司马光，对苏轼有着知遇之恩，恩师被贬，心中定是难受辗转，此刻苏轼的豪爽、凌然、正气与真诚，已经不允许他坐视不管，更不能压抑自己那颗善良与纯粹的心。

他将一腔的激愤、不满与牢骚，写成了奏折《上皇帝书》，呈送给皇帝宋神宗；奏折如石沉大海，他便又写《再上皇帝书》；还得不到任何的回馈，他便又写了《三上皇帝书》。

他的奏折出发点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更是为了恩师遭遇的不公与不堪；更是为了天下仓民的一份幸福与富足，他毅然而然的执着与坚持。宋神宗没有采纳他的奏折，也没有降罪与他。

但这件事，被王安石所知并很自然的将他置于了变法的对立派，不将其打压与压制，不将其剔除与排挤，如何能更好的推进变法。就这样，简单、纯粹的苏轼，被卷入了无情的朋党之争，而苏轼却浑然不知。

他的弟弟，苏辙清醒的看到了哥哥危险的处境，他及时给哥哥写信告知他：你已经为变法者所不容，如仍留京城，大祸必降临而不能全身。苏轼，看到弟弟的来信，方才知道自己处境之凶险，惊出一身的虚汗。

竖日，他便上书乞求出京任职，皇帝正在左右难为，不知如何处理他。他的上书外派，正好了却他的一份犹豫，便立刻允准，诏命他为杭州通判。收到宋神宗的允准，他连夜收拾行囊，天刚刚晓亮，便出了城门，乘船沿着大运河向着杭州方向而去。

他看着大运河两岸的杨柳依依，黄花飘飘，还有迎面而来的阵阵徐风，风中有着香甜清纯的气息，让刚刚还在为不能施展人生抱负而郁闷的他，立刻有了另一番的心情。便是在去往杭州的路上，他写下了《行香子·述怀》中的“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他此刻出京任职，当做了自己的归隐，离开了汴京，离开了政治中心，他的心中把自己当成了闲人；离开了京城，只需要一张琴的陶醉，只需要一壶酒麻醉，只需需要一溪云的沉醉。

禅

宋朝时期的杭州，已经是繁华的都市，更是一个美如天堂的净地。有着最美的山水，有着最美的溪云，更有着最美的人情素净。只需要一个西湖，便是让苏轼的心得到了熨帖与安静；只需要一个西湖，便是让苏轼心中安静。

在杭州，让苏轼感受到了一种心安，似如家乡的安稳；在杭州他得到了一种放松，一种归隐的自由与轻快。于是他一挥而就写到：“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没有成功实现小隐的梦想，不能归隐于山林，不能与松鹤为伴，不能与竹风为友，那就暂且满足于中隐吧。白居易《中隐》：“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我本来就没有家，无处可去，而现在，我很心安。因为，杭州这个城市有美妙的湖光山色，远胜过我的家乡景色。那有何必计较处所是不是真正的家乡，正如他自己所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就这样苏轼便与杭州这个城市结下了“家乡”的友情，因为这里心安，因为这里寂静，更因为这里的山水与苏轼的性情有了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