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远心难达，天高谤易成。羊肠留覆辙，虎口脱馀生。直氏偷金枉，于家决狱明。一言知己重，片议杀身轻。日下人谁忆，天涯客独行。年光销蹇步，秋气入衰情。建德知何在，长江问去程。孤舟百口渡，万里一猿声。落日开乡路，空山向郡城。岂令冤气积，千古在长平。”—刘长卿《按覆后归睦州，赠苗侍御》
长平之战作战图
“长平之战”作为决定战国历史走势的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历来为人们所关注。秦国、赵国，两个分别经过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及政治变革而处于时代巅峰的强大战国，在寻求统一的历史潮流面前，发生战争也是历史的必然。
公元前262年（待考），秦伐韩国上党，守将冯亭以上党降赵，赵国采纳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意见，纳上党而出兵御秦，从而与秦国兵戎相见于长平。这场战争以赵“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封号）”，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结束。史料主要源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的记载。
知史以明今，两千多年前的一场战役，我们固不能还原它的原始形态，但终可以在其中觅些经验以为参考。比如《史记》有意神话“战神”白起的作用，而忽略了秦国最高统帅秦昭王的坚强决心和选将用将之明，忽略了秦军“锐卒”在“军功爵位”制度激励下的战斗作风，忽略了以重装步兵为主的秦军更适应在多山的上党地区作战，更忽略了秦军拥有关中和巴蜀两大粮仓，拥有更加高效的后勤运输（包括水运）系统和人力资源，这样的结果容易导致未来的战争实践中陷入“押宝于名将”而忽略了军力的长远建设和周密的战争准备；比如把赵国的失败单纯归结于“纸上谈兵”的赵括而罔顾赵军步兵作战能力的低下以及赵国君主在关键时刻受到反间计、临阵换帅、干预前军指挥的用人之失和错误战略指导，容易使后人陷入历史认知过于“简单化”的窠臼。
对照其他各类史料发现，赵军主帅赵括其实并非如《史记》所言的只会“纸上谈兵”，他在长平之战中选择主动出击其实基于三个方面的“无奈”：一是赵军粮饷不足、后勤供应中断，必须采取速战速决之策，不主动出击便是死路一条；二是赵军最高统帅赵王急于与秦军决战，不惜为此临阵换将，且换赵括为帅的目的就是尽快与秦军决战；三是廉颇在战争前期屡战屡败，当转为守势时赵军又不善于“坚壁”（赵军自赵武灵王时期建立了长于主动进攻的强大骑兵，但在善于防守和山区作战的重装步兵建设方面却落后于秦国），因此军心士气低落。
回望长平之战，赵军在军事上的最终失利，根本原因还是赵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秦国。无论是赵王的战略指导，还是之前廉颇的屡战屡败；无论是秦国的反间计，还是赵括的错误作战指导，其背后都根源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对比和军事力量的优劣异势。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历数代有为之君的长期经营和艰苦征战，统一天下的国家意志已经坚如磐石，举国动员的战争机器和军事体制已非赵国等其他六国所可抵抗。这段历史运行的最终结果深刻启示我们：只有建立在强大综合国力之上的国家意志才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
事实上，作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史记》作者司马迁对把“法治”作为立国精神的秦国一向持强烈的“文化对立”立场，所以在著史时有意识通过“长平之战”的夸大其词来强化后世对秦国的“残暴”和“恶政”印象，并为继之而起的大汉王朝“背书”。另据考，司马迁六世祖司马靳曾作为白起副将参与长平之战，后因秦王猜忌白起而和白起一起被赐死，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司马公又怎能不添油加醋以抹黑秦军“暴行”？因而，深入研究诸如“长平之战”一样的所有被历史烟云掩盖的著名战例，正是现代军人科学引鉴历史、汲取古人智慧、探索未来制胜之道的重要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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