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京修

        今天下午，接一个老伙计的电话，急呼呼地说:"京修出事了!"，我一惊，急忙问:"抓起来了?"，"不是，京修去世了!"。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老伙计啰嗦半天，我只记住了，京修是昨天睌上在家里，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当晚去世了。

        李京修与我1991年7月同时分配到邹县发电厂，我们俩报到得最早，当时安置报到学生的电厂招待所顶层，只有我们俩。他是东北电院毕业的，我是系统外学校毕业，学财务会计专业，对电厂完全是门外汉。我们俩站在阳台上，我指着不远处冒着白汽的四个大柱子说，那些烟囱冒的烟真干净呀!他歪着头不解地看着我，愣了好大一会儿，才幽幽地说那是凉水塔。我好生尴尬，但嘴里也不好认输，就发挥我抬杠的强项:晾水喝也不用那么大个塔呀，而且还是四个!京修听了，差一点笑岔气，后来很长时间他都拿这个事揶喻我。当天晚上，我们俩散步到电厂对面的电建公司，在院子里一条长廊下，我俩坐着聊天，聊了各自学校的事，聊了对未来的懂憬，还聊了各自曾经难忘的姑娘。那一晚，我俩好像又回到了学校的无拘无束，同时也将初进厂门时像新媳妇初嫁一样的忐忑不安一扫而光。那一晚是我正式走入社会的处女夜，不但没痛，反而很快乐，这大概要感谢京修的温柔。

        正式上班后，我在财务科，他在热工车间，工作没有交集，平常见面也就少了。但只要互相看见，远远地他就撇着杂交了烟台话的东北腔大喊:老茂子!我则回他"修子!"，一直到俩人都当爹了，还是这样“老不正经"地叫着。电厂那时兴打牌，是山东独有的打法"勾击"，四副牌，六个人，三个人一班，各自交叉而坐，这样每个人的上家、下家和对面的人都是敌人，特别是对面的人，被称为“对头"，也就是死对头的意思，互相打得更激烈。我起先并不会打这种牌，但我天生喜欢打牌，而且学得很快，很快与他们打在一起。与对头之间，不仅拼手中牌的实力，还要拼心理，虚虚实实，能而示之不能，诱敌深入，然而一举歼灭;不能而示之能，吓退对头，趁乱蹓之大吉。我那时与京修常常打对头，把他捉弄得不轻，气得他哼哼哧哧地，嘴里一个劲地骂"老茂子!"。

        电厂那个时候比较封闭，都处在城市边缘或农村，我们与世隔绝，完全是"以厂为家"，只要家里没有的，就从厂里拿。我们心里也没什么忐忑的，电厂大门上就写着"电厂是我家"，在自己家里还有什么客气的嘛。我结婚时，电厂给我分了一套两居室，很激动，准备好好装修一下，自力更生，大兴土木: 窗帘盒是综合车间加工的，铺地板革的309皮带胶是从燃料车间拿的，刷门的油漆、拖把、抹布是从材料车间拿的，开关是从电气车间拿的，射钉枪是从哪个车间拿的，忘了，电线是从热工车间拿的，京修就在热工车间，就是他给我拿的，各种型号的各拿好几卷，后来很长时间我都用电线当绳子，用来捆东西。后来我调到省电力公司工作，进了城，啥都好，就是居家不方便，缺啥都得买，没有地方去拿了，很怀念电厂，怀念帮我拿东西的那帮伙计们。

        1996年初，我调到省电力公司工作，1997年全家都搬到了济南，从那以后再没专程回过电厂，而且我工作调动频繁，全国各地跑，与京修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他一直在电厂工作，人聪明，业务好，工作扎实，行事稳健，工作职务也一步步高升，后来当了电厂厂长，再后来也调到济南，成为华电集团山东分公司的副总经理，为党国日夜操劳。不过他调济南时，我已离开八九年，也无从再见。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前年夏天，我们电厂的一位老领导，在深圳病重、病故，我受他之托，几次前去看望。那时我们还互嘱珍重，当然，我们从没好好说话过:你个老家伙要好好活着，死了就没法找你打牌了，再当对头，我两把就把你呼死!

        受党教育多年，我们知道人终有一死。但亲妈从小就教育我们，好死不如赖活着。京修这些年可能太累了，他的高尚人格和丰功伟绩，估计今天他的单位已经写到悼词里了。而我们兄弟忆及的，是那个活生生的人，心有万千不舍，也不必说了。也许若干年后，在某个角落，又遇到那个撇着东北味烟台话的大个子，再聊一宿，再打一天勾击。死者已矣，生者继续，我的那些还活着的老伙计们，都要多多保重身体，让京修一个人在那边先孤独几十年吧!

        今夜深圳大雨磅沱，我独坐窗前，听雨。我向家乡遥望，什么也看不见，京修可能在往生的路上，急急地走着。我心里默默地遥祝老伙计一路走好，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