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雷文景；配图：成都市锦江区档案馆】
成都始建诊所（ 1892年 成都市锦江区档案馆提供）
当1913年四圣祠街福音男医院宏伟的四层楼房建成开业时，成都市民大都对那幢华丽气派的洋楼大感兴趣，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对那里面的医疗技术仍惴惴不安，愿意到这里来诊病的成都市民廖廖可数。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冷漠的成都人的目光笼罩着医院。
西医进入成都的日子是如此的落莫。一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医生启尔德不甘心，他雇佣了三个中国人，每人手持一个铜盆，一个棒槌，于是，近百年前的老成都人听见了一阵阵椴槌敲击铜盆的声音在落虹桥，在书院街，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响起来。就像贩子贩卖货物一般，这所成都的第一家西式医院竟然不得不用这种古老的方式为自己做广告。
其实，西医进入成都的历史还更早，也更艰难。19世纪末，启尔德就在四圣祠街开设了福音堂诊所；两年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丽塔在惜字宫街创办了妇女儿童专科医院。
西医传入成都之初
1892年2月的一天，一位剃着平头、目光如炬、留着一绺八字胡的西方人出现在成都街头，他打量着这座城市，寻思着他欲开创西医的想法。正是这位目光炯炯的西方人在那一年开创了成都西医的历史，并在成都建立了四川现代医学的中心，这位洋人就是启尔德。
启尔德(O.L.Kilborn1867～1920)，加拿大英美会传教士，华西协合大学的开创者之一，大学理事会主席。他的医学学术训练出自美国金斯顿王后大学，是该大学医学博士。他的行医热情出自对博爱精神的信仰，他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成都的。启尔德发愿要为成都人减轻病痛，并为成都建立第一所西式医院，与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还有他的爱妻。夫妇俩在1891年作为加拿大志愿队的先遣队员横渡太平洋到了中国上海，一年之后，两人再从上海逆长江而上深入到四川成都，在老成都市区的四圣祠街，他们租用了几间简陋的民房，创办了福音堂并开办了一个小诊所，这所小小的夫妻店便成为成都现代医学的肇端。起初，诊所只限于给传教士、信徒及少数市民诊病开药，以后声名愈大，四川的一些政要认识到了异国医学的价值，官员们决定补助1500两黄金给诊所。启尔德用这笔资金于1907年开始构筑一幢四层楼的医学大楼。1913年1月30日，大楼装修完毕，正式对外开业行医，设病床120张，它的医技力量和设备是全四川最棒的，成为了基督教英美会四川各教区医院的医疗与学术中心。
四川红十字会福音医院正式开诊（摄于1913年 成都市锦江区档案馆提供）
1920年，正值英年的启尔德病逝于家乡，悲讯传来，成都华西坝的中外同仁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称赞他“是一位语言学家，一位悉心的管理者，一位口才绝佳的演说家，一位富有创建性的教育家。”
然而，那时候大多数成都人对西医却是持怀疑甚至惊惧态度的。对于几千年以来依靠中医中药诊治疾病的中国人，他们对深眼高鼻、一头金发的洋人所带来的西方医学总是有些古怪的想法。有一个传说在当时的成都被讲得活灵活现，说是洋人的药片之所以有疗效，那是他们将拐骗的中国小孩的眼球挖出来熬制而成的。而另一个传说更为离奇。有一年成都大旱，百姓当中便有传言，说是某人于某时在东门干涸的河床中听见了犀牛的怒吼：“洋人在时，天是不会下雨的！”
要进行医学教育离不开解剖，启尔德与他的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同事曾为此事大伤脑筋。要找一具完整的尸体谈何容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它始终占据着成都人的脑袋，没有一个人愿意捐出他们的遗体。据说，第一具用于解剖的尸体，其来历颇具戏剧性，那是在1914年的秋天，一具尸体被人悄无声息地放在了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楼的门口，对这来历不明的“宝贝”，启尔德与他的同事们心中多少有些忐忑不安。最后，他们还是壮起胆子将之解剖了。后来，经四川军阀同意，第二具尸体被送来。这是一具犯人的尸体，但是已经身首分离，洋医生们感到惋惜，因为他们认为这毁坏了解剖体的重要部位，其价值降低了。这时，那位奉命送尸体的军人出了个“高明”的主意，他热心地说，他可以去找另外的人头来代替。这种发生在近一百年前的“笑话”反映了当时洋医生们所面临的真实状况。一方面，启尔德要与中国人沟通，另一方面，他又对医院现在的技术力量和医疗设备感到担忧，面临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
（下篇:《加拿大人成都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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