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引爆舆论的两件事，北京大兴火灾事故引发的整治行动以及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令人触目惊心。本来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国家，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觉得奇怪，但当局对于事件背后原因探索的乏力，以及对于言论（特别是整治行动）的封锁，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先说整治行动。最近几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上演一次“逃离北上广”，由于生活成本提高，让很多外地在京打工的人意识到在京生活不易，纷纷回到故乡。尽管如此，在“逃离北上广”的行动中，这些在京工作的外地人有自己的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然而这一次，因为一场大火引发的重大消防隐患整治工作，他们却是没有选择的，必须在通知下发之后几天内搬走。
一只无形的手，正在赶走这些不属于北京的人。他们当中有人可能在北京打拼了几十年，也有可能是某家大企业的高管，但在城市治理者的眼中，他们都属于需要“驱逐”的“低端人口”。于是一夜之间，北京多了许多流民。在零下四五度的街上，有人四处寻找落脚点，有人无家可归。
城市治理一直是摆在执政者眼前的一道难题，国外如此，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利用一些事故借题发挥，粗暴清理外地人口。管理者的一贯思路“需要你时呼之即来，不需要你时挥之即去”是最令人寒心的做法。然而，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事情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也有人说，今日的政府再如何“愚蠢”，也不会用“低端人口”字眼进行治理。查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文件，都没有看到“低端人口”这种说法。果真如此，那便是有人倒施逆行，借题发挥，年岁外来人的热情和梦想，才招来民意的反抗。
如今生活在北京的人口超过2000万，真正有户籍的不过1200万，也就是还有800多万是外来人口，难道这些人都要被列入“整治”之列？任何一座城市都是由不同分工的人组合而成，城市的生态是多维而立体的，大家各司其职，城市和社会才能运转。然而，在这种粗暴的清理方式中，城市的生态似乎也在遭到破坏。
这种“治理”似乎还在继续，言论不断被封杀，当局汇报工作中说到：排查清理工作总体是有序的，但其中也有个别简单生硬的情况。比如有些村的工作过于着急，给搬迁群众的生活安置造成了暂时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即时纠正这些问题。对于大量民众露宿街头如此轻描淡写，实在令人寒心。难怪有人说，北京这个冬天特别寒冷。
如何正确治理城市，特别是人员构成复杂的地方，可以借鉴的案例非常多。麦登高教授所写的《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一书，详细描述了香港闹市区的重庆大厦，如何实现秩序管理的历史。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能够包容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共同生存，它不应该成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的城市。
约翰·多恩说，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大兴火灾引发的“整治”事件，让这么多人牵挂，实则是千万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以及千万向往这座城市之人共同的心声。
在北京当局清理外地人口之际，很多北京本土的中产阶级，对这种事情并不关心，甚至还有些主流媒体拍手称快。他们认为，出租屋清理整顿了，这个城市就更安全了。然而，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浪潮的拍打。
大兴火灾发生前十天，携程亲子幼儿园爆出虐童事件，距离此事仅仅不到半月，北京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又被爆出虐童事件。短短一个月中，两起令人愤怒的事件，让很多中产阶级心灰意冷。
对于呈金字塔的社会而言，每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民众都希望朝着金字塔顶端往上爬，每跨越一个阶层，便以为距离安全更进一步。但事实却告诉他们，无论生活在金字塔尖下的哪个阶层，都无法逃脱社会的碾压。这种碾压，有来自“整治”时的外地人口清理，也有来自温饱解决之后外部的不规范服务。
每月将近万元费用的幼儿园，却换来孩子满身的针孔，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痛相信每个人都感同身受。毁掉一个人最彻底的方式，便是从其出生开始，便让他留下难以磨灭的苦难阴影。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于虐童这一类事件深恶痛绝、绝不原谅的原因。
还有多少携程亲子幼儿园和红黄蓝幼儿园没被发现，还有多少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从前你担心自己无法逃出底层，永远生活在为求温饱舍弃自我的现实中，如今你通过打拼完成财富积累，却依旧在疲于奔命中担心自己的孩子是否会遭遇想通的苦难？
一言以蔽之：社会难以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而这，才是管理者应该努力奋斗的方向。不然也不会有习总说的“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便是这种矛盾最直接的爆发和体现。
诗人张枣在《与夜蛾谈牺牲》中写道：多年来我们悬在半空，不再被问津/欲上不能，欲下不能，也再不能牺牲。希望这个世界少一些欲上不能，欲下也不能的人，少一些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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