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牌收音机

一九六七年的一切都变得浮躁起来，连往日里生性温和的父亲也愈来愈飞扬跋扈了。他常常会拿着他的红灯牌收音机来打击矿文艺宣传队里的母亲，光在矿上唱歌有什么了不起，能到电台录音，再通过收音机放出来，那才叫本事。父亲说完还会捏着嗓子唱上两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母亲凝住尖细的眉毛不示弱地把刚满四周岁的我往父亲的怀里一推，声音尖厉地说，你本事大，你也去文艺队里唱去呀。父亲口气夸张地说，不是吹，要是我去了你们那里，不是台柱子，也是一号角色，哪像你只会给人家当配角。母亲把长辫子往背后狠狠一甩说，狗屎。父亲用手拧着我的脸蛋自言自语道，狗屎还有臭味呢，可惜呀……父亲拉长了语气说，有些人连狗屎都不是，充其量只能算个半吊子。母亲用皮带使劲的扎着她那略显臃肿的腰说，矿井停产闹革命了，家里倒闲了头多嘴多舌的猪。是猪也不错呀，它浑身都是宝，连它拉的屎都能为农民造福。父亲站在母亲身后挖苦道。

母亲显然被镜子里的人影吸引住了。昏黄的穿衣镜里映闪着一个哺乳期刚过体态明显颓败的女人，往日饱满的胸脯像泄气的气球一样瘪凹下去，平滑的小腹却小山样的凸现出来，脸色依然是红润的，却不知为何点缀了许多蝴蝶似的斑痂；最令人惊讶的是下巴悬垂着一块松软的肥肉，它在镜子里像波纹般地曳动着。她看见自己想努力地跳跃两下，笨拙的身材却制约了她天真的想法。母亲终于无比伤心的叹了口气，我的身子真的上锈了。父亲仿佛鱼一样游到她的面前说，这样也好，省得你撇家舍业的在舞台上学驴叫。你说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叫学驴叫？母亲的嗓音明显的提到了高八度，她一把将我从父亲的怀里夺过来，你的思想这样反动，让你带孩子我还不放心呢。父亲将收音机的音量放小，他围绕着母亲转悠了两圈，冷笑着说，你以为你的思想就红？你们整天的在宣传队里搞资产阶级小情调，以为我还不清楚？母亲的脸色陡然绯红了，她额头上的发丝垂落到我的脸颊上如同昆虫在爬动。我把头使劲地往母亲的怀里拱，这样就可以清晰的听见母亲心底奔跑着的小鹿的蹄声了。

母亲平静的仰起头口气硬朗地说，知道就好，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瞎子呢。父亲勃然大怒，他将收音机往床上一扔，用力拽住母亲的长辫，我就是瞎了眼找了你这个地主婆的女儿。母亲在外力的作用下踉跄着，被母亲的手臂弄痛了皮肤的我嚎啕大哭起来。父亲烦躁地在层内踱着杂乱的脚步，我清晰的听见他脚下的大圆头皮鞋在地上发出马蹄样的嗒嗒声，一股扬起的尘土蒙蔽了我的眼睛。后来，夜色的羽毛覆盖了屋宇，平房外面隐约响起了锣鼓的喧闹声。父亲已经躺到了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枕头旁，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

母亲凝视着镜子里苍白的面容和哀怨的表情，她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将我放下来。她从桌子上拿了一把剪子，果断地对准了镜子上被扭曲的长辫。我看见她先是慢慢的合上了眼睛，让黑色的羽毛忧伤的徘徊，然后又咬住了红润的下唇。青色的剪子在她的手里上下翻舞。过来许久，母亲又睁开双眼，长长的睫毛就像湖水里纤细的草茎一样摇曳着。这时一个模糊的人影显现在镜子里，声音宛如水中的贝壳一般轻盈。大姐，你的辫子真美呀！年轻的母亲用嘴角含住辫子上的一缕发丝，润湿的唇在细细的品味芬芳。她的脸色渐渐地涂满了酡红，双眸里蔓延着秋水的涟漪。就是在这个时候，剪子滚落在地，发出猫样的尖叫。母亲一把抱起我便头也不回的走进了夜幕之中。

矿俱乐部灯火辉煌，攒动的人影淹没了母亲的身影。她像一只孤独的青鸟在炽热的洪流中飞到俱乐部的后台，目光变得游移起来。这时一个身穿中山服的男人急忙迎了上来响应着母亲的视线，大姐，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演出就要开始了。母亲俯视了一下怀抱中的我，委屈的眼泪细雨般滴沥下来。穿中山服的男人慌乱地将我从母亲的怀里接过去，他探出的一只手臂在母亲的肩上拍打了两下，母亲摇晃着身影停靠在贴满标语的墙壁上，用手指刻画着标语上的黑字。他就知道听收音机，他从来不听我唱歌。母亲对着黑暗倾诉着内心的怨恨。那男人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悄悄地递给依旧哭泣的母亲，笑了一声。母亲用手绢盲乱地擦拭着脸上泪水说，难道我真的没有收音机里的人唱的好？那个男人声音如同水雾一样温存地缭绕着悲伤的母亲，他们哪有你唱的好呢！再说她们的辫子也没你的长，脸也没你的白，在收音机里唱歌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他为啥就说我没收音机里的人唱的好呢。母亲的眼睛里挂满了疑惑的泪花。那男人沉思了一会，用细长的手指敲打着脑门说，他大概收听的是敌台，外国女人是比你唱的好。母亲紧张的观望一下四周，这话可可不能乱说，要是让革委会的人听见了，他会受专政的。那人压低声音隐秘地说，这事只有你知我知，外人上哪里知道去。我知道，我从穿中山服的男人怀里跳下来说。母亲连忙抱住我问，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呀？我用手指头点着那人说，我知道他在说爸爸的坏话。那人笑着走过来，他用手掌抚摸着我的头发说，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比他爸爸聪明。这时，我看见他的一双手蛇一样在母亲起伏的乳房深处蠕动着，眼睛里闪烁着磷火的亮光。后来，他雨伞般地合拢住神情彷徨的母亲，仿佛在摇动着一只失去航向的小船，他的舌头在母亲黑瀑布上纵情地流连往返，喉咙里发出类似婴儿吃奶的吮吸声。母亲眨动着明亮的眼睛低声地说，等着吧，我会和他离婚的。

父亲在平常里是不大喜欢我的。小东常常会这样神情暗淡的告诉我。我奇怪地问，难道他不是你的亲生父亲吗？小东将手中纸叠的飞机抛到蔚蓝的空中，他一直想要个女儿。怪不得我经常会在你的眼光里触摸到怨恨。我探出双手在小东放飞的目光上抚摸着。

小东像大多数孤独的孩子一样逃离着温情的讨好，他独自走到一块阳光的阴影下，坐下来，用手指在地上画着什么。我知道他在涂画一根钉。我就是父亲眼里的一根钉。小东站起来说，他时常呵斥我，比如你再像狗似的在地上爬，我就砸断你的腿。比如你再哭我就掐死你。比如你看你长了副无政府主义的脸。可有一天……小东声音突然飘渺柔软起来。我看见一片声音的羽毛向我飘来，缓慢地掠过我的眼帘。小东说，父亲竟然在我的面前哭了。

有这样一个秋天黄昏，母亲去俱乐部排练节目了，家里只剩下我与父亲。父亲把我抱到他的腿上，然后把收音机放到我的耳朵旁，毛主席在里面讲话呢。我仔细听了一会，可什么都没有听懂。我就问，毛主席是谁呀？他认真地说，毛主席就是咱们国家的领导人。领导人干什么工作呀，我抓住父亲温暖的声音问。父亲神往地说领导人就是领着全国人民干革命呀。什么是干革命呀，我往父亲宽厚的怀里靠近了一下。父亲挥舞着手臂说，干革命就是打倒坏人。打倒坏人为什么呀？我抚摸着父亲铿锵作响的胸膛问。父亲举着拳头说，打倒坏人，就是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凝视着父亲燃烧着火光的眼睛说，坏人是什么样的人呀。父亲思考了一会说，坏人就是搞破坏瞎捣乱的人，背后说人家坏话的人。猛地站到父亲的大腿上说，我要打倒爸爸。父亲吃惊地看着我的举动，眼睛里掠过一丝阴云。他把我放到地上，然后拿了个板凳，让我坐在他的面前。为什么要打倒爸爸呀，父亲动作轻柔地吸了口烟。我理直气壮的说，因为爸爸跟妈妈吵架。父亲在上升的烟雾中发出硬梆梆的笑声，他把扎满胡子的脸膛附贴在我的脸上说，你真是个机灵鬼。我躲避着父亲的亲热，又举起拳头说，我还要打倒叔叔。父亲一愣怔，烟头的余烬在他的手里闪烁着红色的火花。他把我抱起来问，你要打倒哪个叔叔？我靠着父亲的肩膀小声说，就是和妈妈在一起的，穿中山服的叔叔。你为什么要打倒他呢？父亲的眉毛凝聚成了小山状。他在背后说你的坏话，我故意装出气愤的样子朝墙壁上打了一拳头。父亲又爽朗地笑出了声，爸爸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我还有什么坏话供他们说呢？我动作神秘地拿过收音机关上音量开关说，他说你听敌台，收听外国女人唱歌。妈妈还要和你离婚呢！

一片透过窗玻璃的夕阳暗淡地踯躅在父亲的脸上，父亲仿佛泥塑似的久久没有动弹。后来，那块夕阳被几滴泪花给弄湿了。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其实父亲是非常爱母亲的，他只是怕她飞了，他才对母亲说了很多“反动话”的。小东捧着一块跳跃的阳光小声地说。我试探地问他，你母亲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吗？小东对着手里的阳光摇摇头，女人向来用左脑思考问题，她们一向相信浪漫和感性。

矿山的夜晚在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格外的喧嚣，就连秋虫的鸣叫声也在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中显得格外响亮。月光依然是淡白的，它流水一样淹了井架、矸石山、工业广场、专用铁道，给所有的事物轮廓全部蒙蔽上了虚幻的抒情格调。工业广场上的红纸标语异常醒目，黑色的字体仿佛要拼命地游离出来，像一群冬天的乌鸦显得极其恍惚和僵硬，它们机械地沉沦在红色的空气中打倒着世间庸常的一切。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父亲的收音依然还在床头上嘤嘤嗡嗡的响着。母亲把完我撒尿，想关上收音机，我听见父亲恍惚地说，别动我的收音机，我要听毛主席讲话。母亲说了声神经病便躺下睡了。后来，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看见母亲的腋下突然生出白色的翅膀，她那我放到她的翅膀上飞翔起来。当我们飞过一棵白树时，我竟然看见了耸立在树冠上的父亲，他正拿着一杆双管猎枪向我们瞄准。母亲回过头来说，别管他，他枪里面没有子弹。这时，我看见父亲的猎枪里面无声的飞出一颗子弹，呈弧线形地向母亲的右翅膀射来，我惊叫了一声，从母亲的右翅膀跌落下来。

当我从噩梦中醒来时，屋里的灯已经亮了。满屋里站满了神色严肃的红卫兵。我看见一个面容模糊的人走到红卫兵头头身旁嘀咕着什么。红卫兵头头不耐烦地一摆手。阻止了他的小声私语

张大山，你姓什么？红卫兵头头说。

父亲头也不抬地说，你明明知道，还要问什么。

听说你经常收听收音机。

又不让干活，闲着也是闲着。

你平时都收听什么节目？

毛主席的讲话和革命歌曲。

恐怕不止这些吧！你要老实交代。

对了，还有革命歌曲和毛主席的讲话。

不对，你还偷听敌台！

请问敌台在哪个频率上？

红卫兵头头笑而不答，他胸有成竹地走到床前，将蜷缩一团的母亲拉至一边，从枕头下翻出了依然作响的收音机。

现在已经是凌晨二点了，哪里还有毛主席讲话和革命歌曲？我看你分明是在收听敌台。红卫兵头头动作敏捷的扯下灯绳栓在收音机的旋钮上。他挽了个绳套套在父亲的脖子里。父亲负重的头颅顿时倾垂下来。收音机秋千似的在他胸前晃悠着。红卫兵头头朝其他人一挥手，革命小将们，将这个隐藏多年的特务押起来。屋里的人潮水一样向父亲扑来，父亲淹没在一片耀眼的绿浪之中。我在母亲的抖嗦的怀里大声啼哭。

也不知过了多久，屋内又恢复了平静。我从母亲的怀里抬起了头，泪眼模糊地看见角落里的那个人影慢慢地阴云般的向母亲的枝头倾压覆盖下来。

母亲低垂头说，是你吧。

大姐，是我。

你今天干了件了不起的大事。

大事就能带来好事。

怎么，你真等不及了。

我想你想的都快发疯了。

那好，我今天就让你疯个够。

母亲把我放带一旁。她宛若初春的晚风悄悄的舞动着轻盈的衣袂，长长的辫子在母亲的身后珠帘般的忽悠着。突然。屋内的空气紧张起来，母亲变成了一头饥饿的母狼，她动作敏捷的象猎物俯冲而去，连辫子也边成了行刑的皮鞭。

猎物的生气终于使母亲的仇恨销蚀殆尽，他捂住鼻子里的流血，呈甲虫状地逶迤在墙角边。母亲抑制着喘息朝他的身上唾了口唾沫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妄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父亲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和侮辱，在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用自己的腰带上吊自杀了，时年三十五岁。事后，母亲总是手指痉挛地抚摸父亲的照片说，老张，我跟了你八年整，我就怎么不知道你会是特务呢？其实，事发之后，年轻的母亲由于神经受到强烈刺激，她的某些记忆已经尾随着那个不眠之夜永恒的消失了。就像覆水难收，就像黄鹤一去不在回头。小东手里的阳光演绎成血色的夕阳，夕阳在他手里水质一样的流动着。他神经疲倦地揉着干涩的喉咙说，天就要黑了。我对着他的背影喊，后来呢！小东朝我打了个手势说，那是作家的事情了。

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一九九七年的春天，小东去B市的精神病院探望一个因失恋而精神失常的朋友。在和朋友相隔一个窗口的精神病区里，小东发现了那个穿中山服的男人。三十年过去了，他依然还是那中装扮，干干净净的中山服，梳理整齐的头发，洁净的指甲，细嫩的皮肤俨然一个正常的保养级好的中年男人。然而，他神经确实出了问题，他始终把小东父亲曾经用过的红灯牌收音机当成告密的电话使用。比如现在。他正神情激动的把收音机贴到耳朵旁，压低声音说：喂，革委会吗，我有情况要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