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一位小小的穆斯林待在美国会怎么样。让我告诉你们吧。这段时间我过得很苦。特别是今年。肤色和额头的高度还有头发的颜色，在世界上成了歧视的标志。我无法发表什么正当言论。我住着十平方米的小屋子，过得还蛮开心，直到睡觉前我还能感觉到自己的肠子和胃存在。不像另一些小猫小狗什么的。
其实我算不上完完全全的穆斯林，顶多算半个吧。其实神也差不多的。我看到有三个澳大利亚的小家伙在油管上穿着穆斯林的衣服到处扔什么也没装的黑包吓跑路人，然后他们就被击毙了。
今天，真正的穆斯林甚至比美国黑人更加糟糕。我们甚至没法上台发表捍卫自己权益的演讲。鬼知道穆斯林上台的时候是不是拿了什么炸药——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拿着炸药的。这话说出来也没什么用。
“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先生。”
“我的美国名字是路莱斯。”
“你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
“没错。如果你想问我是怎么从艰难的种族主义里逃出来并顺利获得头衔的——”
“我不问。我根本没想过录用你。”
“又是炸弹吗，先生？经理？”
“不是。我觉得你太傻了。实践和理论是有区别的。”
“那只是个借口吧。你就不能直接开口说炸弹吗？你看我身后这个黑色的包裹，里面装了什么，你想知道吗？”
“不想。”
“三条内裤，一件上衣，三支百乐黑笔，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你看，我在尽力保持友好先生。我是个人才，你不能因为我是个无害的伊斯兰人就把我推掉。”
“恰好我有一个部门的家伙从来不看新闻。他只会从表面和内心里观察你的为人，不会被社会舆论所误导。你可以去他那。”
“那是什么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
“那不是社会系该管的东西吧？”
“差不多的。反正都是人。研究人。”
“玩你的文字游戏吧？如何？”
“你只要确保把那黑包拿远点。”
吊死我吧，吊死我吧。我已不在意了。
开玩笑，我还在意的。
我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我已经病入膏肓了。我没有去治，这样的生活更有趣。即使你被扔到了监狱里去，你就有一个了解你的挚友，用你已知的知识和你谈话，死在那里也没关系。我仍然可以单独分享所有硬邦邦的饭食。民谣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我没法融入那种文化多元的感觉。你别责怪我。
我们有自己的故事。
“嘿，你好，我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主管，叫我艾德。坐吧。”
“谢谢，我听说了你的那些流言。大概那就是事实吧。”
“没错。我不是喜欢看新闻的人。我认为那只是在分心。如果我想了解什么东西，我大概都是会亲眼去看。”
“哈，有趣，先生。我是个社会系博士，你可以，啊，提供给我什么职业吗？我需要钱。就算是个我的所有前途都已经规划好了，就差现在没规划了。我需要钱。”
“坐下，别那么紧张。我听见钱这个词两遍了。你太紧张了。喝点什么吗？别想了，这里只有水喝。”
“我只想养家糊口。每月500美元就差不多了。如果有年终奖让我囤积点精神预支费就更好了。你知道，我需要笔钱来看电影买书什么的。这些要求不很难吧？”
“那我们让你当个小员工怎么样？再过一两年这里的经理就要下岗了。如果你干得好，我会帮你提拔的。”
“小员工的工资是多少？”
“像你讲的那样，500美元。”
“可以。”
“你坐在那里吧……啊，布莱克，麻烦你让个位置给路莱斯如何？把你的包拿过去？”
“谢谢。谢谢，让开一点。”
我真希望所有人都没看过新闻的。
“你真是傻，那家伙肯定看过新闻。这里的清洁工工资都不止500块了。你知道吗？嗯？”
“你在跟谁说话呐？”
“没跟你说话。”
“天呐，你可真怪。快坐回去。”
“对啦，艾德，你知道，当一个人深切地懂得他自己内心的孤独，并为此而陷入沉思和无法自拔的幻想的时候，他该去哪吗？”
“纽约联合建筑公司？开玩笑了，他应该去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终生。现实生活这种地方不适合他。如果他是个基督教徒，我只能一再教会他，上帝是存在的，就在那片充满垃圾和神经病，还有冰冷的铁栏杆的净土里。”
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上帝在那个监狱里，我猜安拉也好不到哪里去。
“闭嘴。”
我一直想象着如何拍摄一部《穆斯林》的电影，我会注意时刻注意自己的手势，想着镜头会转到哪个角落盯着我看。最后我会无法呼吸，假装自己已经崩溃了，跪在地上痛哭，营造电影和纪录片的高潮感。
“但生活又不是电影。你一直在重复着穆斯林这个身份。为什么你不忘掉他呢？”
也许我真该尝试站在台上像马丁路德金那样解放穆斯林们。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同胞们到哪儿去了。我一个人也联系不上。他们被驱逐出境了还是怎么样？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一位美国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只要稍微嗅一下泥土里不知名的恶臭，我就知道这不是故土。我们没有吉他或者钢琴，口哨是我们最好的管弦乐器。我会死在这里的。
“你会死在这里的。”
我不想死在这个离家五千公里的地方。
到了十二月，街道上到处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游行。他们说着并不粗鲁和不公正的词汇。不管在哪个地方，我们都会受到排挤。我们在他们脑袋里留下的只是炸弹，恐惧和其他不知所云的故事。我不知道怎么说，朋友。我不知道怎么说。炸弹是无罪的。好像拿着枪的美国大兵和投下贫铀弹的飞机也是无罪的？我不知道。唯一的区别可能就在于他们有没有获得国际许可。同样杀死无辜的民众——我们不都是有罪的吗？为什么有的人就不需要对自己的罪行负责？
“因为他们很厉害啊！”
别说这话，伙计。
“我也很厉害，你想说这句话吗？”
把那个包扔到别人的眼前，你看看他们的眼神吧。你仔细瞧瞧。
“我已经尝过了。我不会伤害无辜的人的。他们也有家庭。”
但我的工资明明可以有1500美元的。那家伙就是个缺心眼的。我受不了了。
我坐在秋风萧瑟的冬天里，我的房东还没回来，钥匙落在办公室了。没人愿意和我合租。一个月的租金就要我300美元。我说，没关系，200美元一样可以吃饭的。给自己拿杯咖啡吧，如何？
我拿了一杯难民咖啡。
我想是时候离开了。
我买了一张前往太平洋附近的火车票。我一直怀疑没有火车可以一直往西边开的。它们不会横跨百令海峡吗？我听说没有直接前往阿拉斯加的火车。我只能买到一张飞机票。在安检搜遍我的全身之后，我突然觉得释然了。就算有人想打我一顿，那也没关系。如果我可以让所有人都害怕我，那才是人生赢家。
我飞到了海参崴。接着我把炸药放在了下一趟即将要飞走的飞机上。
“你知道你可以不这么做的。”
那些炸药里面填充的是棉花。
“你想干什么？”
我想让所有人知道，任何一个人都想要爱别人，都想要被别人爱。
“我知道那句歌词。”
谢谢，兄弟。
当下一班飞机起飞前，一位乘务员走过来检查我的行李。他们看到了一根亮堂的雷管。
他们紧急迫降，然后把我揪了出来。当地警察笨拙地用英语和我交流。他双手交叉，神情严肃。
“你知不知道我们会死在那里？”
“我知道。我也会死在那里。对吧？”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是受不了你们这些自大的家伙了。”
“我认为这是一种，玩笑。”
“什么？”
“你们在开玩笑。”
“把话说清楚。”
“那根雷管是用棉花做的。我父母死于阿富汗战争。现在我真希望那些子弹也是用棉花做的，你知道，这样他们就，打不死人了。Biubiu。”
我被拘留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没事的时候我就会把头卡在铁栏杆里睡觉。我盯着外面的那些飘飞的雪花看，看着他们融入群体中变成部分。
嗨，你还在吗？
“我还在。”
那就好。
“我问你，你有没有照过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无数个你？”
没有。我什么都看不见。
“你马上就能看见了。那些更极端和野蛮的我，在全世界里上演着这出戏剧。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本心最后用一丁点的死前的安慰来填补这个心里的空白。最后，就这样吧。我不知道。最后他们会爆炸吧。炸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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