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宝和戈玲在参加《大众生活》创刊周年纪念晚宴上时被骗子盯上了。板儿砖似的身子需要营养，李东宝也确实没少吃。拨入盘子里的有炒饭点心菠萝西瓜，西瓜还是临了让何主任拉走时慌忙捎上的。
何主任把二位恭恭敬敬地请进休息厅，依次递上烟和名片，张嘴就谈合作。一个活了四十岁的老刊，想和一家苟延残喘的九线杂志社合办一台儿童节演出。正式谈判时，牛大姐也在，就是那个满嘴正义一丝不苟的牛大姐。最大的特点是刚正不阿，一无是处。
有一次，作者前来投稿，她说，你这稿啊基本不错，就是啰嗦了点儿。过了没几天，牛大姐卡在一份两分钟的演讲稿里出不来，她憋不下去了，假大空的话从头说到尾再从头说起。
牛大姐不是个坏人，她只是好装。二十六年前的中国人不比今天的笨，李东宝、余德利之流更是绝顶聪明。只是这绝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一位近乎秃顶，一位每天必将浓厚的黑发梳至尾端。但他们不结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国家外交政策一样。牛大姐和另一位老同志老刘情况略微不同。至少他们在单位里是非常配合的。牛大姐要是说想买西瓜，老刘一定把冰箱门先打开。可也就是这样了。他们俩，谁也不会去把西瓜给买了。
最神秘的是老陈。名义上是一把手，其实不干预内政。他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让今天的人们知道，那会儿在中国的办公地点，已经可以不管大爷叫大爷了。大概心里也还是把领导当大爷的，只是嘴上可以不喊。
李东宝鬼主意一堆。解救失足少女，扶植有为青年，什么离摄影师本职工作远他就干什么，这在如今不可想象。你让隔壁的同事给倒杯水都得求。戈玲打从一开始就知道李东宝对她的心意。装傻充楞无乐不作，唯独在“世界末日”传闻膨胀之际，勉强和他订了终身，最后还是食言了。实诚的姑娘很多，戈玲一个都不想模仿。
这个编辑部的六人，都没什么坏心，好事儿干得实在也不多，辈分长两轮儿的牛大姐和老刘甚至一丁点儿有益集体的功劳也没有。大概年轻时把热情都耗光了，看着李东宝和戈玲的忙活儿劲，只会勾起惨淡岁月，对照一番更惨淡的现状，互诉牢骚。
李东宝和戈玲也是不地道，见天儿往外跑，对编辑部的卫生无半点贡献。偏胜在不在乎脸面。在单位附近的歌厅发现了歌星双双，于是乎想方设法说服单位，改改往日陈旧的做派，换上新鲜的排场，把正当年的新星搁在封面。多巴胺永远是工作最好的动力，所以李东宝不安于只做一名摄影师。他是光是电，是《人间指南》编辑部最后的储备干粮。干粮之后还有干粮，那便是戈玲。
倘若仅仅是这些个零碎片段，《编辑部的故事》不可能让人怀念至今。事实上，时间越是往前跑，它就越让人惦念。过去的编剧，把生活都写在剧本里，如今的许多编剧，剧本里连生活都没有。不知是不是监察制度愈发严格，编剧们一不做二不休，所幸彻底背离生活，净跟玄幻剧、古装剧死磕。
今天的社会分工发生了重大改变，本该由作家承担的任务，竟然都被只发表只字片语的网民虏获了。《编辑部的故事》是新闻工作者最后的乌托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姆斯·麦科德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在安装窃听机器和盗取文件时被逮个正着，尼克松随后辞职。这一史称“水门事件”的壮举此后被无数高校媒体专业当作严肃教材，为的就是教育学生们努力挖掘真相，不可向一切势力妥协。
学生们用了四年时间烙深这一印象，并用不到一年的工作经验把它杀了个片甲不留。里头的缘由，除了前辈们的无心栽培，还有那尚未发芽便已朽烂的觉悟。媒体工作者以身作则，充分验证了“掩饰远比揭发容易”这一真理。担任《编辑部的故事》主笔编剧的王朔恨不能比谁都了解此类道理，因此，注定不能当记者，而只能当作家。因为记者一旦落笔就是纪实，而作家的纪实，有时会被认为是虚构。
就在刚刚，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调查真相，透过公安部媒介发布，导致了大片传播，无人称赞。我不禁恍然大悟：在这个世界上，李东宝式的勇士大约已绝种，何主任一类的生物仍在繁衍。未来依然有无数的张主任，王主任，却未必再有一个李东宝。
每天都有新的不曾涉世的人对新闻业怀抱希望。他们在为劳苦大众争取各种合法权益的时候，不知是否考虑过自己的话语权。他们的未来当然充满希望，因为只有在希望渺茫得看不见时，才适合创造新的希望。
《编辑部的故事》快被遗忘了。它诞生的时候，人们只关注致富，它将要彻底淡出历史之际，人们关心起它近三十年前就关心的事情来。
这三十年来，唯一没改变的，是还有人在追问真相、大部分人只是追逐真相，真相的最终面貌，只有极少人记牢。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