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罪名

顾城关于他自己最著名，也是最厚颜的论断，就是《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具备完整主观能动性的人了，还把天真当成为非作歹的挡箭牌，这叫不仁。

世间所有的不仁都来自愚昧的纵容。顾城有点儿特殊，他的不仁，得益于全国人民的愚昧纵容。因为诗里满溢的浪漫之气，把人们基本的是非观都虏获了，徒剩盲目的欣赏，还给他的种种幼稚行径加以“脱俗”的美名。

顾城把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谢燁，更可悲的是，谢燁清醒的一刻，为时已晚，顾城用菜刀阻挠了她奔往新生的脚步，今天的读者，则在延续当年谢燁因崇拜而上演的蠢剧。

二人实在是前卫有加的。火车车厢里的邂逅，在三十年后，依然被不知疲倦地用作电视剧里的滥料；用穿废了的牛仔裤改成毡帽，恐怕连山本耀司都要启唇称赞。又言及顾城在院子里铸铁锅的行径，荒唐如劣质港产片里的情节，在谢燁看来，却是孩童一般的稀有灵气。

可以说人们对顾城的宠溺，源头就在谢燁。顾城用才华征服谢燁之后，便将这才华再利用，撒向作品创作和荼毒读者当中。

他是诗里横行的野人，也是生活里无心的恶魔。同是诗人，北岛的作品虽保守得多，可伴随之的，是性格的沉稳与靠谱。顾城做得最多的，是迈着细碎的脚步，分寸不离地尾随其后，果真如一个任性又懦弱的孩子。

孩子这个词，因为成长历程的终结，本就没了褒义内涵，偏偏因为顾城，而成了无数人有恃无恐的防盾。

可如果是个彻头彻尾的孩子，则不该深谙情爱之事。显然，论及这一问题，顾城是没有底气的。他在人生的后半段，开启了坐拥娥皇女英的美妙旅程，并不因此感到丝毫不妥。与之呼应的是谢燁的开通——现在看来，那不该叫开通，

因为出于本能的选择，和气度无关。她只是用所谓的大爱代替了底线，被顾城所谓的无邪蒙骗了眼睛。

顾城的文化程度不高，这恐怕成就了他创作时的无障碍状态。因为当你被过多术语傍身，你也卸下了最质朴的武器。诗人应该是有棱角的，可这棱角要成了漫山遍野的野草，人也化了怪物。顾城用无所适从的神情迎接了自己儿子的到来，又以不假思索的姿态把他寄放在了毛利人家中，仿佛这一切是水到渠成的工序。甚至当谢燁想为儿子添置一只售价一块九毛九美元的玩具时，他都对幼稚本性不离不弃，一屁股坐在商店地上不愿起来。他不是要和亲生孩子争风吃醋，他只是不容许世间有人光明正大地和他争夺天真的配额，即使这个人取材于他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说过去那些年他性子里的恶还能用诗歌掩护，那么当英儿出现，诗歌也就无法再充当门神的角色。俩人拉上厚实的门帘，在书信里沆瀣一气。可当三人真真和睦共处于一室，操心的善良人终于放弃以正常的眼光审视此事。

顾城和谢燁的死都是罪有应得。和他们有过美好辰光的人为之深感疾首痛心，大概只是因为对两段生命的猝然消失难以接受。人们觉得他们乃天作之合，只是因为目及范围内，将就度日的夫妻居多，忘情神交的眷侣鲜有。

世间的种种不俗，几乎都衍生于大范围内的庸俗。顾城也因此而洗清罪名，毕竟，清醒的人往往寡言沉默，随大流者，只懂引吭高歌，不识戳透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