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我看过一句话:“这是个饿死诗人的年代。”其实饿死的远不止诗人,比如还有古玩、古钱币收藏者。
我外公就是个古钱币收藏者。他本不该是。十几年前他只是个出现在我作文里的耄耋身影,那个时候让写议论文来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写了他。可是我没后悔,起码他的故事,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胜于数缸辩词的论据。
我不知道能否称他为才子,他只是爱写,笔不停歇。我在他的挥毫时刻,给他送过几次茶,瞄一眼稿纸,全然不解,只好悻悻而退。他写一手隶书,嗯,好像是,这些年来我对字体没研究,为对他的不甚了解又埋下恶笔。
他极爱抖腿,并且抖腿和抽烟,像他的左右护法,伴随他的整段晚年。尽管他的晚年实在短暂。我过去,不知道他没念高中直接考取大学,知道时为时甚晚,甚至不能当面给予他哪怕玩笑一般的赞许。
人生憾事无数,这一件还是排得上号。
他不耍麻将,单在这点上就和全家背道而驰。今天我和他站在了同一战线,听见搓麻声就烦躁不安。他说不好普通话,给我做听写,像是玩儿猜谜游戏,我侥幸蒙对,他总附以尴尬一笑。这样能一连尴尬好多回。
他从来就不是长于言辞的人,我想他当年做律师,恐怕也只能承接非诉讼业务。
他走得太匆忙,显得我成长得太慢。想来孔融七岁让梨,司马光五岁砸缸,我十一岁痛失外公,竟未曾与之有过秉烛夜谈之乐。
在至亲面前,所有比喻都成了浅薄的言句。
他的文笔,我后来读到,方知远不算精致。但那些句子仍清晰得像树叶的纹理,只是叶必枯萎,句不敢忘。他作诗,湖北的腊肉和长江的浑水都是宝贵素材。他写罗曼蒂克,让外婆以一种平常的方式出场,还有初次约见时她穿的黑裙子,种种细节末梢,使我疑心这场约会已是四十岁的高龄。
对一个少时离家又满腹乡愁的人,我依然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记忆出了错。
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得的是癌症,听保姆跟人说起还以为是瞎说。到医院看他,我不记得他的精神状态了,但好像还是愿意说几句。现在想来我无论如何都做得不够好。
在告别仪式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那样小的他。他的脸发白,两颊深凹,挺拔了六十五年的身躯,成了只有七十斤的软壳。
前几年我妈妈回到他曾经工作的地方,得知当地人建了一座陈列馆,里头全是他捐的文物。我光看照片就落了一地的鸡皮疙瘩。
外公走了十五年了,积累在心头的遗憾逐年增加,然而所有的肺腑之言都只能变为浇在坟头的几滴浊酒,化作来世相认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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