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两《唐书·杜审言传》，可知杜审言在“进士举，初为隰城尉”后，其宦历的大致概况为：由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参军，在吉州系狱后因“杜并案”免官还东都，未久即召拜著作佐郎，俄迁膳部员外郎。神龙初坐与张易之兄弟交往流配峰州（今越南境内），后召授国子监主薄，加修文馆直学士，寻卒。从这一宦历中我们可以获知，杜审言晚年的生活地分别为洛阳、吉州、峰州、长安，其中，吉州与峰州为他政治上受挫后所贬所流之地，洛阳与长安则乃其主要的居住处。杜审言始任洛阳丞的时间虽不可确考，但其由洛阳丞贬吉州的年月，则可据陈子昂《送吉州杜审言司户序》[1]一文准确获知。是文有云：“天子以桓谭之非，谪居外郡。苍龙阉茂，扁舟入吴……赋诗以赠，凡四十五人，具题爵里。”其中的“苍龙阉茂”所指，为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以此度之， 似杜审言始任洛阳丞的时间，就当在神功元年或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前后。如此，则杜审言在此期的家，便可肯定是在《旧唐书·职官志三》载为“京县”的洛阳，因为其于吉州因“杜并案”的免官还洛阳，乃可对此佐证。
所谓“杜并案”，实属是发生于杜审言贬吉州期间的一桩案中案。据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铭》，刘肃《大唐新语》卷五，两《唐书·杜审言传》等材料的记载， 杜审言在贬吉州的第二年（公元699年），因与僚佐不睦而为司马周季重等人系于狱而欲杀之，其二子杜并时在吉安，为报父仇，于酬宴间以怀刃猛刺周季重，而被当场击杀。此事由吉州传至朝廷后，杜并的行为不仅未遭非议，而且被“诔为孝童”，写于国史，杜审言亦因此而免官还洛阳。杜审言释囚后所还之地为洛阳而非巩县的事实，足以表明，他此前是已将家迁居于洛阳的。而下面的两起材料，又可对此佐证。
其一为《大周故京兆男杜并墓志铭并序》[2]一文。据此文，知杜审言出狱后，乃将杜并“瘗于建春门东五里”，其时则在长安二年（公元702）四月十二日。建春门的所在，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知即洛阳外郭城的中门，由此门出外郭城便是唐代洛阳城的郊野。杜审言“瘗”杜并于洛阳建春门东五里的事实，既可直接证实其贬吉州前的家是在洛阳，又表明了他至迟在长安二年四月前后已于洛阳城郊购置了一块墓地。
其二是《旧唐书·食货志上》中的一段文字。其云：“武德七年，始定律令。……凡天下人户……每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唐会要》卷八十五亦有此记载）这条材料表明，“三年一造户籍”，乃是唐廷“律令”的一种硬性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得违反。杜审言当时虽然为从七品的洛阳丞，但他与其家仍属“天下人户”之列，故其户籍亦应“三年一造”即予以重新登记，而其既在洛阳为丞，则洛阳理应为其当时所“造”之户籍所在地，也即他的户籍应在洛阳以“造”。这样看来，杜审言在任洛阳丞时，不仅已将全家搬迁至洛阳，而且根据唐律的规定，其全家的户口也应是在洛阳入籍的。
杜审言全家既在武则天圣历元年前即已迁居“京县”洛阳，而作为其长子即杜甫父亲的杜闲，斯时也自然是应随乃父一道生活于洛阳的，这是因为，这时的杜闲尚不曾入仕。对此，我们可从两个方面获得证实，一为其年岁，一即其家庭环境。关于杜闲的生年，我在《杜甫之父杜闲考略》 [3]一文中， 考订其生于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公元682），即其作为杜审言的长子， 乃比大弟杜并约长两岁。据此，知杜闲在杜审言由洛阳丞贬吉州时为18岁，于杜审言自吉州免官还洛阳时为22岁。前者的年岁表明，杜闲在乃父为洛阳丞期间是不可能入仕的，因为唐人入仕一般要经过科举考试，且年岁大都在20岁左右，而杜闲当时尚未及“弱冠”。另外，徐松《登科记考》无其名，亦可对此佐证。杜闲后者的年岁固可参加应试，但在圣历元年至长安二年的四年中，正是其父杜审言与大弟杜并系狱和蒙难吉州之时，家庭的这种不幸遭遇，显然是使他不具备应试条件的。其原因在于，唐代科举应试对考生的资格审查甚为严格[4]，知贡举者是绝不可能让一个父亲尚在狱中的考生参加省试的。所以，长安二年及此前的杜闲，只能是以布衣的身份居住于洛阳。
长安二年后，杜审言虽因武则天之“召”而被授职著作佐郎，且俄迁膳部员外郎，但他在三年后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却又因坐与张易之兄弟的交往而被“配流岭外”的峰州。这是一次比贬吉州更为严厉的打击。当时与杜审言同遭受此打击者，尚有房融、崔神庆、李峤、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等[5]。而据沈佺期《初达歡州》诗中的“流子十八人” [6]，又知当时被“配流”者共有18人之多。另，沈佺期的《峡山寺赋序》有云：“神龙二年夏六月，予投弃南裔，承恩北归，结缆山隅，周谒精舍，为之赋焉。”[7]这段文字表明，沈佺期在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六月即已遇赦北还， 杜审言既与沈佺期属于同案坐连，则其北还亦当在此之前后。杜审言北还后，所授职为国子监主薄，两年后的景龙二年，加修文馆直学士，同年冬病卒。对于杜审言北还后的供职概况，《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有记载，兹不具引。
从长安三年到景龙二年，是杜审言人生旅途中的最后六年。以上的考述表明，杜审言晚年至少是有整三年的时间在长安度过的，揆之情理，他这时是应已将续弦卢氏与子女等接至长安同居的。但洛阳既有他自任洛阳丞时就经营的那个家，他斯时当不可能将其变卖而应留人以照料的，更何况，在建春门外东五里处尚有他“瘗”之未久的二子杜并的未寒尸骨。留谁在洛阳照料这份家产呢？在杜审言众子女中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非长子杜闲莫属的，因为杜闲当时的年岁、阅历等，较之几个弟妹自然是更为适宜的。对于卢氏等人的由洛阳迁至长安，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乃略有记载，其云：“君之将亡，其言也善。……命子诫妻，既恳且辨。”[8]其中的“妻”，所指即卢氏，而“子”则当是指包括杜闲在内的诸子女。杜闲是时在杜审言的长安居处听其“命”，揣度之，当是在获知乃父病危后由洛阳而至。杜审言卒后，其居于长安的这个家，很有可能为卢氏与杜闲等人因料理其丧事而变卖，原因是这时的杜家已无可靠的经济来源，这从杜审言的丧葬仪式极为简朴即可约略获之（具体详下）。要之，杜审言北还后供职长安根本不曾置购私第，即其居乃为官宅，因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长安》中并无杜审言宅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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