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三思
先从“闲聊”说起！
闲聊，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而且这个特色似乎全国各地出奇的统一，没有分歧。
北京叫侃山，上海叫嘎山湖，也叫吹牛，东北叫啦呱，西北叫谝传，新疆叫宣荒，闽南叫化仙，成都叫摆龙门阵等等。
人，总有闲下来的时候，也有不打官腔的时候，这样一来，闲话就产生了。
闲聊的时候最惬意，没有约束故而内容更为直接透彻，天南地北，天上地下，信口可以开河，反正也用不着交闲聊税，所以闲聊的世界是市井的世界，而市井的世界才是最真实的世界。
本来想聊聊自己，想想自己聊自己又容易变成尬聊，一个升斗小民聊着也没意思。把范围扩大些，聊聊我们中国人这个大群体，我就觉得有意思多了。
我们有幽远深邃的历史，我们国家就像是一个读到博士后后了的知识分子，你说它纯粹也可以，你说它复杂也不错，因为里面装的东西实在太多，无法说得清楚。
东西南北的中国人身上，能体现出来了各式各样四面八方的特色，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这位博士后后的脑细胞，总是觉得自己是活得最有道理的那一个。
所以，我们中国人认为自己最有道理，所以也就最讲不清楚。
【中国话】
光听中国人说话，就讲不清楚了。
中国人说话是一门艺术，没有点当年高考解几何、方程式的思维，还真听不懂。那种四两拔千斤的功夫，深着呢！
要说中国人说话的艺术，《红楼梦》是最得其精华的，它完美地诠释了怎么把说话变成一种回味无穷的艺术体现。在《红楼梦》几百个人物中，又数王熙凤最会说话。她没有读过什么书，她说的话，完全是她自己在生活中察言观色、日积月累自己学来的。
她深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甚至与同一个人说话，也要分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在《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语言着实耐人寻味、没有大道理，却又是句句珠玑。
就看王熙凤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时的说话与做态：
“只见王熙凤一进门二话不说，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儿才算见识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林黛玉远道而来，王熙凤当然要首先赞美林黛玉。一个“标志”，一个“气派”，点出了林黛玉的艳而不俗。她是飘逸的，她是超凡脱俗的。而“今日才算见”，是把林黛玉捧上了贾府诸多女儿都难匹敌的地位。
王熙凤的话是一种声东击西的艺术，她竭力夸赞林黛玉，但她的重点是为了让贾母开心，因为贾母是整个贾府最有权势的人物。
我们具体来看王熙凤的说话：“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这句才是王熙凤话语中的重点，她赞美黛玉是事实，但她更是为了旁敲侧击地赞美贾母。林黛玉好，那是因为像贾母，这般烘云托月的高超手法，一下子把贾母捧到了最闪耀的星空。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这句倒是王熙凤的大实话，想当初贾母是何等地爱她的女儿、林黛玉的母亲贾敏，而贾敏早逝都没能看上最后一眼，白发人隔着千里送黑发人，贾母必会把对女儿的爱毫无保留地迁移到这个外孙女儿的身上。
由王熙凤对林黛玉的话语中，我们几乎能读出一层深意。林黛玉是不会回去的了，她虽算是客人，但从今以后，她就是贾府主子型的人物了，因为有这个外祖母护着，她就是老祖宗贾母心中“嫡亲的孙女儿”。
如此一波三折，也就达到了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
其一：王熙凤赞美了林黛玉的美丽是无与伦比的；
其二：王熙凤也赞美了贾母的高贵与气派，至高无上；
其三，王熙凤更点出了贾母对黛玉的真爱，从今往后必然会把黛玉当作珍宝惜之，大家都要好生对待黛玉，从而给黛玉心理上极大的安慰。
王熙凤的会做人情，恐怕已到了极高境界了！
在整部《红楼梦》中，许许多多的事情总会在王熙凤的幽默调侃中变得和谐生动起来。没有王熙凤的贾府绝对会是一个没有乐趣的贾府。
王熙凤就是我们今天身边那些会说话的人，他们的话可以是冠冕堂皇、恩威并施、一针见血，甚至见血封喉。
总之，他们想要什么结果，他们说的话就会体现出这种效果。
当然，王熙凤说话的方式还是属于小聪明，那么诸葛亮说话的艺术则可算是大智慧了。
史载诸葛亮著名的讲话有两段：
一是他与刘备的《隆中对》；
二是说服孙权而达成的孙刘联盟的讲话。
当然，说服孙权的难度肯定更加巨大。
当时刘备的处境很危险，已是兵败如山倒、狼狈不堪，曹操眼看就大军压境。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形势已是危急万分了，只有让我奉命去说服孙权与我们联盟了。
后来在《出师表》里说的“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说的就是这件事。可见此去，诸葛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们看诸葛亮见到孙权正式说的第一句话：“海内大乱，孙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
这句看似平淡无其的开场白意义在哪里？
表面上看，诸葛亮这句话是简单地描述了形势，回顾了历史，但就在这三言两语之中，却埋下了伏笔，充满了玄机。
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并非只有曹操、刘备、孙权争天下。别说争天下了，刘备当时的综合实力与地位更与前两位不可同日而语。而诸葛亮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两家与曹操并争天下，就等于先入为主地说三分天下的就是我们了，或者争天下的就是我们三家了。
这就是不动声色地把刚刚打了败仗的刘备拔高到与孙权一样的地位了。
另外，诸葛亮又话中有话地传达了一种信息。那就是在这三家中，我们两家是统一战线，而且必须是统一战线，因为我们是要“与曹操并争天下”的。曹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诸葛亮为什么要以这句话来作开场？
因为就实力而言，刘备与曹操、孙权实在不能同日而语。他曹孟德坐拥大半个中国，数十万大军。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说过“曹操携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的话。而孙权好歹也有江东六郡十万精锐。刘备呢？对不起，只有一郡之地两万人马。这还不算刘琦投靠的那一份。
如果诸葛亮公开亮出“统战”旗号，说你孙将军与我们联盟吧！恐怕孙权就直接冷笑：就你那个比兔子跑得还快的刘豫州，也想跟我联盟，凭什么呀？而诸葛亮打了太极又四两拔千斤般地只讲历史，孙权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孙权不说，也就等于默认了。
于是，轻飘飘地一句“孙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就使刘备获得了和孙权平起平坐的地位。也使自己微妙地获得了和东吴方面对等谈判的地位，还不动声色地把孙权拉下了水。把他置于和曹操对立的地位。
这可真算是一箭数雕。
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孙权的著名篇章，还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无法细说，当然孙权作为一名地区领导人，也不会单方面完全听信诸葛亮的一面之辞，这里面还有许多故事。但无法否认的是，诸葛亮说话的艺术，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外交家、未来蜀汉丞相的大智慧。
这种功夫，不得不佩服啊！
【矛盾的群体】
中国人却又是最矛盾的群体！
为什么呢？
先看看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那些遗训。比如说，老祖宗谆谆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同时又会告诫我们“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不要多管闲事”。还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别人看来“公婆”说得都有道理，但在“公婆”自己看来都互相认为对方没有道理。
讲得清吗？讲不清吧！
这是我们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
其实也不是，而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原则或法则实在太多，每一种原则与法则看似都是对的，但往往又都是要互相掐架的。
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个群体的矛盾：
中国人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儿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等等，等等。
结果，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先富起来，却又最终弄得一穷二百，因为落后而挨打。总之，中国人是不大容易看懂的。岂止外国人看不懂，便是中国人自己，也看不懂、说不清。
比如说吃饭。
请客吃饭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大的一件事情之一。南方北方都一样而且都有自己的讲究，从大义上看对吃饭的认识是一样的。但从具体上看，请客吃饭的菜式、方式、分量又有了矛盾。
北方人请吃饭，往往是要一大桌子菜，锅碗瓢盆叠山高，整鸡整鸭甚至整羊地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好不痛快。南方人则不同，桌子上往往是整整齐齐的大中小碟，甚至精致到讲究几菜一汤，一种食材分几种吃法。菜的分量也少了许多，似乎只够每人下一小筷子。
这样矛盾就产生了，北方人认为南方人小气，弄这么一点点菜，让人不敢下筷子，算哪门子请客？虚情假意吧！南方人则说，北方人这样请吃饭，明明吃不完，还要不停地上菜，这是让人吃还是让人看，虚张声势吧！无不例外地，双方都认为对方虚伪。
其实双方都是真心实意的，虽同为中国人，只是所处历史、环境不一样，便造成了不同的文化相处方式，这种矛盾就是由于文化上不同而产生的分歧。
但这种矛盾只是矛盾，没有谁对谁错，所以就更说不清了！
再比如说跟吃饭有关的——公款吃喝！
说起公款吃喝，是大家喊口号时都反对的、都憎恶的。但如果你请那从未参加过的人一起来吃，则他多半会欣然前往，而且是面有喜色。可见他反对的并不是公款吃喝本身，而是别人有份自己没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反对，并不是因为对与错，而是别人有，他没有。
再比如腐败问题。说起腐败，中国人当然又都说不喜欢，甚至咬牙切齿、痛心疾首、恨之入骨的。但回过头来一想，我们大多数人却又是生活在处处腐败的环境之中。并不是大奸大恶才叫腐败，事实上我们中国人一旦有事情，首先想到的往往便是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之后才是具体谈实际操作问题。如果所有的腐败人员，都当真既不吃请，也不收礼，恐怕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怅然若失吧，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办不办得成。
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反腐是不行的，反得太厉害也是不行的。本来中国不也有句老话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吗？所以最好是留有一条尾巴，限制在吃一两顿饭、收一两条烟的范围内，则皆大欢喜！
你说是也不是？
说了这么多，好像感觉中国人很两面派，其实也不对。说实话我们中国人是很始终如一的，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每天都会与其产生交集的人情、面子、潜规则等等。
回到先前的请客吃饭问题，你请他吃饭，是你的人情，也是给他面子，他岂能不领情，给脸不兜着？换句话说，他吃的只是你的人情你的面子。至于用的是公款还是私款，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当然也不妨碍他在理论上反对公款吃喝，实践中大吃大喝。
结果，大家都反对公款吃喝，而公款吃喝却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因为没有人会把抽象的原则和具体的事物混为一谈，也没有人会为了某个大道理牺牲面子人情。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有些人你不拿公款招待他，他还不高兴！因为这似乎意味着他上不了台面，或没有资格享受公款吃喝，是很没有面子的。
你说中国人矛盾不矛盾？
【面子与人情】
说到面子与人情，是很多中国人为之一生笃信不移的至理名言、天下真理、活着的价值。
玩好了面子，做好了人情，在别人眼里才能称之为一个“正宗的、成功的”的中国人。
许多中国人也是靠着这两样东西活着的，没了它们，虽不至死，但活得不自在总是真的。
杜月笙不也有句“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留下吗？
面子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的“通行证”。有了它，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左右逢源，甚至化敌为友，化险为夷。具体地说，中国人办事，往往是“十个公章，不如便条一张”。
有了面子办了事，人情紧接着出现了。所以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很密切。
一般地说，有人情必有面子，给面子也就是送人情。比如有个人，先前帮助过你的，你就欠了他的人情。下回他来找你帮忙，你就不好驳他的面子。同样，如果你给了某个人面子，则他也就欠了你的人情。甚至这面子与人情还能转让和借用，比如求情或说情时讲“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者请于你有恩有情的人来出面。但即便是佛祖出面，也还是人情，得了好处的人也要领情，更要记得将来是要还的。
人情有时候轻于鸿毛却又重于泰山，故而也有人说欠什么都别欠人情，因为人情太难还。由于人情和面子是如此地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人也常常把它们合起来称作“情面”。
情面是一种在中国，任何人都不能不顾的东西，也是任何人都轻易躲不掉的东西。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陌生人还好说，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又岂能永远不见？既然终究要见“面”，就不能不讲“情”。结果，天理王法之类这些理论上的东西，也就只好暂时放在一边。
比如《水浒传》中宋江杀了阎婆惜，依照王法，是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更何况那阎婆惜的情夫，又在县里“司法部门”工作。但宋江面子大，人缘好，县里上上下下，都要开脱他。先是县长大人一味拖延，后是刑警队长有意放纵，更兼县政府的同僚们，一个个都到阎婆惜的情夫张三那里去说情。这些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连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只好一任自己的情妇，去做那刀下的冤魂，这便叫人情大于王法。
中国的法制难以健全，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此。
可见面子与人情的重要性，说是流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里，也不为过。而且中国人几千年一路走来，生活方式、历史文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这两样东西而改变的。
由于面子与人情，中国人有了许多很有特色的处世方式。
首先是一种“世故与势利”。
“世故”对于中国人来说，等同于“做人”。
在中国人眼里“做人”是头等大事。然而做人又是何其难也！
比如说，一个人在单位，是应该表现好一些呢，还是差一些呢？表现不好要受批评，太好又要遭嫉妒，不好不坏，甘居中游，则又会被视为平庸。又比如，明明对某人某事有了看法，你是说还是不说？说又怎么说？开会时公开地说，会被认为是“目中无人”，不说，又会变成“城府太深”，私下里说，更会被说成“两面三刀”。
再比如，有人托了人情来求你办一件难事。你是答应好还是不答应好？不答应是“不给面子”，答应了办不成是“骗人”，实情相告是“推托”，含糊其辞会被视为“滑头”。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是之故，中国人常常会感叹“做人真难”。所以使得中国人只好“世故”一点。
比如鲁迅说“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会被看轻，太懂了会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道理也很简单：完全不懂，显得自己无知幼稚，是自己很丢面子的。句句都懂，则显得对方不过如此并无高深之处，不像名流学者之样，这会让对方很没面子。因此，最好是“偶有不懂之处”，这才显得对方高深，自己又不无知，大家都有面子。当然是“彼此最为合宜”了。
可见对人对事，表现出完全不懂和完全都懂是不行的，似懂非懂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人之所以要“世故”，实在是因为“做人太难”。
而“势利”与“世故”是不同的。“世故者”尚能顾及他人或顾全大局，“势利者”则只有自己没有他人。世故者尊重人情法则，只不过利用人情法则为自己牟利，或在不违背人情法则的前提下打小算盘。而势利者则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情法则，并对此法则起到了一种破坏作用。世故者往往特别顾面子，为了更长远的利益可以牺牲眼前小利，甚至有意吃亏。势利者则完全不要脸面，鼠目寸光，见利忘义，在人格上也更为卑下。
所以中国人对于“世故与势利”也有不同的情感态度。对于世故，表面上是批判，私下里更多的是有意无意的提倡或暗中学习。对于势利，则只有批判，而且表现出极大的蔑视。
而如何来把握好“世故与势力”之间的度？这个“度”就是中国人的良心、义气，以及特有的人情味。
中国人另一种处世方式是“回报思维”，这也是人情的基本法则。
中国人很看重“回报”，在我们看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老祖宗留下的真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人情为什么一定要回报呢？因为情感是要有回应的，是双方的。人情对之于中国人，并不是一种内心体验，更是一种重要手段，是用来紧密维系自己与群体的一种方式，因此非得回报不可。
维系自己与群体的手段、方法、条件有很多，但都不如人情来得实在可靠。就说法律，当然是最有权威的。但法律管得了外在行为，管不了内在思维。中国人对于朝廷王法，向来都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用王法硬来不一定靠得住。
比如有的人犯事坐了牢，但他很会做人情。所以即使坐牢也不会影响他出狱后的好人缘。
所以中国人要讲人情，而且要讲回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投之以李，你报之以桃。如此往返相报，则“情感”更加深厚，“友谊”更加绵长，“关系”更加密切，“群体”也就更加巩固。由于“面子与人情”而衍生出来的处世方式，是中国人特有的，别人学也学不来，看都看不懂，里边的学问着实深得很。
太有意思了！
【中国人的个性】
对于中国人的个性，我是持悲观态度的。
上面说了这么多的面子与人情的事情，你说个性哪里还能站得住脚？
有个性，势必会不顾面子、不理人情。这样的人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合群的，几千年来的社会潜规则，早把中国人的个性湮没殆尽了。
越长久的历史，越是对国民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影响，历史以何种性格走到今天，这种“国家性格”，也是我们国民的性格。
只要是土生土长在这片国土上，我们就会被“国民性”所包围，个体难以突出重围。
从小到大，口号里呼喊着的也好、各种人生教育也好，往往都不是我们心里真正想的。这又是一种矛盾。
比如你说最简单的，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好好读书，学习书本上的人生道理和周总理的“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我们最终被教育的读书是为了什么？除了赚钱找好工作还有什么？还有比如从小被教育要学会做一个独立的、有个性的人，但长大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需要各种依附的世界，各种钻营人际关系的悄悄话都在耳边嗡嗡作响。再有，如今家长给孩子们都是拼了命的上各种课外兴趣班，美其名曰全面发展，但到最后，绝大部分家长允许自己孩子发展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考上好大学，找份好工作，赚钱好养家。
你跟他说有兴趣想当个画家、想当个运动员、想当个歌唱家看他跟不跟你急！
我们现在的潜意识教育是：忘了初心，方得始终。
这也是我文章一开始说的中国人的矛盾之处。
我们为什么没有个性，因为我们容不得个性的存在。个性是什么？个性就是活出自己，而我们的活法是什么？是为他人而活。往俗了说，就是别人怎么活，我们也要怎么活。“个性”两个字，讲讲可以，但可千万做不得。
因为有个性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很孤独。
易中天在《品人录》里品评了中国历史上几个最有个性的人。他们是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通过对这五个人物透彻深刻地分析可以辩证地看出我们这个国度特有的“国民性”。
这五人的特别之处就是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有自我个性的人，在我们条条框框的脑海里，这五人简直就是神是魔，是虚幻的，要是这几位在现实生活中被我们碰到，没人肯与他们交朋友，唯恐避之不及。想想是也不是？
就是那看似最平凡的海瑞海青天，铁面、不近人情到那种程度，心中只有他一厢情愿的刚正廉洁，最后买了两斤肉都能成为社会新闻，这样的人，你愿意跟他交朋友？所以海瑞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作作样板竖着可以，作作教育素材可以，千百年出一个就够了，但千万别让自己给碰上。
但这五人，又无疑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们的业绩不可磨灭，他们的形象光彩照人，他们的故事世代传说，他们的魅力至今犹存。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善恶得失，人们尽可评头论足、争论不休，但这种聚论纷纭，岂非恰好证明了他们的不同凡响？
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他们是有个性的，他们也是孤独的。
因为他们又无一例外地都是悲剧性人物。这五个人，究竟哪一个有好运气或者好结局呢？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
不可否认，悲剧结局的造成，与他们的性格和为人不无关系。项羽失之头脑简单，曹操失之奸诈狡猾，武则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阔偏执，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性的吗？恐怕难讲。
如果曹操为人忠厚老实，武则天也心慈手软，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的个人前途却很渺茫。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会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许会在那乱世死于非命，武则天则只能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这难道就不是悲剧？
往大了说，对我们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就是一个悲剧，没有了这类人存在的中国历史，你觉得有劲么？
而这恰恰是他们这类人的孤独，历史的走向缺少不了他们，但人们又亲近不了他们。
他们是很强大，但强大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强大是改变了人们的世界，但最终还是没能改变人们的活法。
中国人的活法！
所以，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只出了这么少数的几个人，你说他们孤独不孤独？
【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
父母、家庭、工作、子女
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一辈子就是为了上面这几个词组。
父母成立了家庭，继而找了工作，然后一切都是为了子女，最后还得让子女回报自己。
这就是中国人命运的轮回。
中国人过得是典型的群居生活，一辈子就和这个群体融合在了一起，无法分割，有的甚至于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都与自己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无论文章上面说的面子、人情、矛盾等等，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中国人的群体思想。
中国人是无法绕开群体，独自生活的。所以中国人没有个性。
中国人过的生活，说得好听点是奋斗，说得难听点就是攀比。
结个婚，聘礼几百上千万都是不新闻，谁比谁有钱啊？反而裸婚变成了一种用异样眼光看待的怪异事件。
我在某本书上看到过一句话：“人们需要得不多，想要的很多。”因为群体意识，就是要你与所在的群体保持一致，群体拥有什么，我们也要一样拥有，否则便是脱离了群体，落后于群体。
中国人讲究群体意识的历史恐怕是遥远得无法追述了。自古以来，个人总是渺小的、卑微的、脆弱的、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
其实，像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之所以落得人悲剧的结局，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典型的“个体主义者”，都想脱离过去群体的老一套，自己实行“有个性的人治”。他们都相信，只要个人品质优秀、能力强大、德高望重，就能包打天下。
所以他们成功了一时，失败了一世。
中国人的社会，能够“人治”吗？
毫无疑间，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人治的现象。但我们必须注意，那多半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比方说，在动乱年代，或建国之时，礼已坏而乐已崩，德治和礼治系统失灵，便只好寄希望于“人治”和“治人”。尤其是在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年代，某些英雄人物确乎可能凭借个人的魅力，叱咤风云，逐鹿中原，运天下于股掌之中。
然而，正如可于马上得天下，不可于马上治天下，天下也只可人取，不可“人治”。英雄人物得到天下以后，必须迅速将国家的运作转移到“德治”和“礼治”的轨道上来。所以，刘邦虽然是开国领袖，但也不能违礼。尽管他十分喜爱戚夫人所生之赵王如意，最终却只能立嫡长子刘盈为储，和一千七百多年后万历皇帝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难怪隋文帝要说“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了，德治和礼治高于人治嘛！
至于所谓“承平时代”，则更无人治可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事情是有的。但举也好，息也好，却与个人的品质、才干、魅力无关，也与政策本身的好坏无关，甚至与这个人的死活无关，而只与这个人的官位有关。各行各业，只要是领导在位，都会是圣明的、英明的、高明的体现——“三明主义”是也！
但俗话说得透彻，正所谓“人走茶凉”，卸了位，就换了天。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以道德代法制”。也就是说，用道德和礼仪来管理社会，治理国家，就是“德治”和“礼治”。
事实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一直都是提倡“德治”和“礼治”的。
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因为法制只能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不能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比如它只能规定不得伤害他人，却不能规定必须热爱他人；只能规定不得损害群体利益，却不能规定必须为群体谋求利益。即便规定，也顶多只能规定你出力，无法保证你尽心。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团结，法制在许多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
比方说，一个人够不够意思，讲不讲交情，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有没有为群体利益献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却有可能代替法制。你想，如果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萨圣贤，这样的社会，还需要法制来规范人与人间的关系和行为，还需要法制来防范或者保护某个人吗？
显然，“以道德代法制”是否可行，关键在于有没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这里，重要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因为“千里之堤，溃于蚁八。有一个不道德的，就可能会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最后就是不可收拾。但，有谁能保证一个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没有，从来都没有。所以、“以道德代法制”就只能是理想，变不了现实。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坚持“以道德代法制”？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产生不了法制。法制有一个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平等，也才能够产生法。
我们中国历来的法是什么法？是“王法”，而并不是真正意上能约束全国人民的“共同约法”，你能拿这种“法”去制裁那些皇帝、王爷吗？
所以老古话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用细想就知道是给老百姓洗脑用的，古往今来几千年，有几个被制裁的“王子”？
难得抓到一个撞枪口上自己作死的，就被作成样板，竖了几百上千年！
本来我们的社会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所以实际上，一种对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约束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平等的东西，是中国古代社会无从设想的。平等？则置君父于何地？平等？岂非让奴才们上脸上头？这当然断乎不可！所以中国人历来的法，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潜意识法”——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则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不亡则为不孝”之法！
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
知识份子们当然也并不笨，知道“王法”对高层人物不起作用，便想到了用“道德”与“礼法”来进行一种心理上的约束。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情况是：从不真正指望用“法制”治国，如果当局能以“德治与礼治”治理天下，那就是盛世了，谢天谢地谢祖宗了！
【路在何方？]
最后，又要把话说回中国人最大的特色——“群体意识”。
我们的文化与西方世界最大的不同，也就是这种“群体意识”。如果说西方世界是“独立的个体意识”占主导，则我们中国则是以“统一的群体意识”为纲为本！
西方国家大部分历史短暂且多以移民国家为主，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意识，与我们民族历史上从未真正间断的民族大融合正好形成了一体两面的反差。
所以，西方强调独立，我们强调统一；西方强调个体，我们强调群体。
而这种意识放在我们古代、放在过去还能有它的垄断性，历史走到了今天，整个世界走得越来越近，各种先进的意识的碰撞擦出了无限火花。
我们的文化终于也体现出它的不先进：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
我们到今天绝大部分人依然深信：群体总是伟大的，叫“一大群”，个体总是渺小的，叫“一小撮”。否定个体的价值，必然也就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
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虽然依然无法憾动“群体意识”的根深蒂固，但“个体意识”强烈要求体现的潮流，也似乎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强烈就好比是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扒着的婴儿强烈地希望把头抬起来一样。
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全面对外开放。
以前的“个体户”听上去就不像是一个赞美的词汇，而现在“创业”这个词正是这个时代的潮流。
这是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标志，也是中国的“国民性”转折的“子夜”。
子夜之后便会是黎明，我希望我们现在已经是子夜，我希望我们已经走过了最黑暗最古老的意识，即将迎来光明与新思想。
毕竟，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去“闭关锁国”的时代了。
在社会新观念与世界大融合的共同冲击下，我们的古老思维如何与世界潮流更好地融合。
这应该是我们现在与未来的人当下需要进行思考与实践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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