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志刚（预计阅读时间4分钟）
再一次系统的重读了吴晓波老师的《大败局I》、《大败局II》，两部作品分别完书于2000年、2007年。恰好，这两部作品也正好对应于他的另一部企业史著作《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7》。
所以，书中的几个例子在《激荡三十年》中都有所涉及。但是，以案例的形式再次细读，尽管里边很多企业早已近绝迹，可是留下来的思考，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今天，暂且以清单式的叙述，将那些风云人物所历经的风起云涌，粗略地呈现在几行文字里。
1、所谓时也、运也。
1984年，是中国企业的元年，而今广为人知的海尔、联想、华为等几乎都是在那一年创立。同样，那也是个草莽英雄辈出，甚至用一个大不敬的词汇来形容——“竖子成名”。
最值得玩味的是，在那个商业刚开始萌芽的年代，央视以广告拍卖的形式，成就了一批商业枭雄。然而，另一个难以破除的魔咒是，刚开始不可一世的央视广告拍卖会上的标王，最后无一不都沉寂无声，成为了大败局的一个个主角。如秦池、孔府宴、爱多等。
作为中国商业时代的启蒙者，这些深谙广告营销的企业，无疑对消费者是一次难得的启发。然而，同样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这些企业或者这些企业主事人，无一从来都是无视消费者的智商的，甚至是以蔑视的姿态在肆意的玩弄着各种营销手段。如巨人、三株、飞龙等。
2、竭力的克制。
诚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把这种句式套用在这些企业身上，成功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但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可是，有一点，似乎是这些失败企业始终未曾逃脱的，那就是从未做好欲望的克制。
无论是南德的牟其中，还是德隆的唐万新，以及顺驰的孙宏斌和托普的宋如华等，无一不是被膨胀的自己所湮灭，以至于忘记了最初时出发的始心与方向。
早在千年前的希腊德菲尔神庙前，早就种下了那个著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世界上开车最快的男人F1赛场的舒马赫曾经被人问到，如何才能做到最快。舒马赫的回答是，踩好刹车。
对于速度的控制，最终才能决定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行走的远近。所以，学会克制，或许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备技能。而且，这个克制不但有纵向速度方面的，还包括横向产业结构方面的。
3、制度下未曾幸免的牺牲品。
在两部大败局中，铁本的戴国芳和三九的赵新先，未免会让人凭空多些唏嘘。如果多给予他们一些时间，比如多给戴国芳5个月，结果会不会就不同。可是，历史是从来不容假设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三到五年，中国就会历经一个或大或小的宏观调控周期。而每一次，总会有些企业会不自觉的就“撞在了枪口上”。每当这时，除了唏嘘，我们也确实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毕竟，在时代的变迁中，被风浪卷裹也在所难免。
4、所谓原罪亦是时代变革的附属品。
一直萦绕在中国84一代（1984年开始创业）、92一代（1992年开始创业）的企业家们身上一个难以剥除的烙印，就是关于企业原罪的一次次叩问。
原罪，这本是一个西方宗教的舶来品，却被这两代企业家承担了整整一生。
从中国商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其实所谓原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又是时代变革的附属品。中国制度性的建设，一向有滞后性的特性。而每一个渴望迅疾发展的大胆企业，又难以等到配套制度的完善。
于是，往往就出现了一部分越雷池的行径。一旦企业壮大并度过了那个艰难的成长期之后，当年这些关于原罪的指责，或许就会逐渐消弭。毕竟，商业的巨大成功会掩盖一些当初起步时的步履匆匆。
5、适当的距离感
留在中国企业史上的很多瞬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影像和文字可寻。但是，当年李经纬的那张眼噙泪水、仰面望天的苍凉照片，或许会永远定格在中国的历史中。与李经纬同样有着悲情色彩的，还有华晨的仰融、科龙的潘宁等。
这些曾经一手缔造过一个庞大商业帝国的教父级人物，最后无不都黯然离场。甚至，如李经纬般，竟然连一个清晰的背影都未曾留下。而这些被赋予了悲情英雄色彩的企业家，无不是当年“国退民进”时未来得及解决好企业产权问题的悲剧。论及渊底，其实还是没有及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要么过从甚密，要么本身就是双重身份，要么就是最后高傲的未曾低头。总之，这种距离感的未曾考量和把控，最终让他们的悲情色彩多了一种时代的无奈与苍凉。
6、无论如何，都要致以敬意。
吴晓波老师在《大败局II》的开篇，总结了“中国式失败”的三个思考，即政商博弈的败局、创业“原罪”的困扰、职业精神的缺失。
属于书中的故事，大多都已经流入了历史。然而，那些曾经鲜活的人物，却并未走远。或许，关于这些人物的评定，尚未到盖棺定论的最后时刻。
然而，无论如何，我觉得，他们都值得我们送上最诚挚的敬意。
最后，用《金刚经》中的那句偈语，作为此篇的结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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