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尴尬

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被捧为国师后的张艺谋，境遇却越来越尴尬。在第五代导演群体中，他依然勤勉的活跃在大屏幕前，隔三差五都会抛出一两部影片给观众。这其实是挺难能可贵的。然而，和他的影片如影随形而来的，是对他及他的影片铺天盖地的评论，嘲讽者有之，失望者有之，谩骂者有之……唯独缺少的是赞扬或是鼓励的声音。此时的张艺谋应该是尴尬而孤独的，因为他一次次的回归或探索似乎都不尽如人意。

这一次张艺谋带着《长城》回归观众的视野，结果《长城》口碑遭遇滑铁卢，豆瓣评分仅5.4分，糟糕的口碑再一次让张艺谋这张信誉牌大打折扣，已经接近古稀之年的张艺谋，本可以不必这么折腾。然而，这些年，他乃至第五代导演群体都在艺术与商业的探索，在商业市场异常繁荣的今天，跌跌撞撞，似乎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看过最早的张艺谋的影片是《古今大战秦俑情》，那时身为演员的张艺谋，精瘦，眼神清澈干净，两边依然是高高突出的颧骨，那时候的他，看起来浑身都是迸发的神采。也因此，1986年，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老井》，就获得最佳男演员称号。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的张艺谋的的照片，我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拍摄《红高粱》时的一张照片：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并排站在一起，三个男人光着膀子，洋溢着年轻的时候独有的气质和血性，那时候的张艺谋，应该在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下，肆无忌惮的探索和表现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以及他独自的电影追求。

而第一次看张艺谋的电影，大概是在初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学校补课，任我门语文课的老师是个年轻的文艺青年，课堂上爱和我们谈论先锋文学，也爱谈电影，谈陈凯歌、张艺谋，谈《走向共和》，偶尔也说说王家卫的美学。也是在那个闷热夏天的黄昏，我们在学校的多媒体教室看了张艺谋的《活着》，那天，我注意到有些女同学边看电影，边落下了眼泪。

那时，我对导演、演员之类的似乎都没有认识，只知道，这部影片打动了我，让我无端生出悲悯与思索。后来，进入大学，我才开始反反复复看张艺谋的一些电影《活着》、《我的父亲母亲》、《一个也不能少》、《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我也是在那时，才慢慢接触、知道余华、苏童。当然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时候的张艺谋，用他对色彩、对先锋叙事隐喻的强烈追求，没有精巧华丽的道具、科技，有的是近乎笨拙的表达，让他的电影一方面保持着文化的质感，另一方面有塑造了他在电影叙事和美学上的追求。那时的张艺谋，大概也是处在人生创作最高峰、最孜孜不倦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带来的巨大荣誉，以及经他影片的调教下的“谋女郎”一个个渐渐走红。

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大都都是贴近土地的电影，那些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好的电影，一方面是张艺谋的开创之功，大概是经过漫长的压抑之后，中国电影摆脱蒙昧初开，导演的艺术表达更加自由而不受限制。我想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前期张艺谋的电影都有扎实的剧本，很多作品比如《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都是根据小说改编，而且编剧也是现在业内非常知名的刘恒、芦苇等等，扎实的剧本决定着一部电影能否好好讲故事，人物的刻画、对白是否鲜活、饱满、有张力，等等，而这一切在张艺谋早期的电影都已经具备。其次是张艺谋的选演员的目光和能力，比如当时在《我的父亲母亲》上初登大荧幕的国际章，后来赴美求学的魏敏芝等等，他作品中除去外在形象，演员气质与影片极其贴合。

当然，或许更重要的是，张艺谋前期的电影，更多的是他在电影艺术上的追求和探索，没有更多商业与资金的媾和和压力。记得当时投资《我的父亲母亲》的张伟平就曾说，他知道这又是一部不赚钱的片子，最终他还是担任了该片的制片人，才让能够张艺谋拍自己想拍的片子。如果说张艺谋早期的影响和成功，有时候应该归结为一个时代的胜利，创作的相对自由，电影相对纯粹的追求，无疑才是一个电影人的黄金时代，虽然他们表现出的粗粝、落后的中国状态，也让人诟病。

开启大片时代后的张艺谋，渐渐开始陷入新的困境，试图以新的文化输出的方式，去走向世界，然而却越来越让他陷入更深的泥淖。无论是《英雄》、《十面埋伏》，还是后面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长城》，票房或是口碑都让他在新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虽然这些影片一如既往保持了张艺谋的风格，作为摄影师出身的电影导演，他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对浓郁色彩的迷恋、对充满中国味道的宏大场景的痴迷，然而，这些恐怕都无法掩盖的是他影片中精神内核的丢失与模糊，这往往让他顾此失彼。

虽然期间，他试图尝试着回归，重新挑选一些剧本或是亲自操刀，然而无论是，根据艾米改编的《山楂树之恋》还是好莱坞知名编剧，作家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改编的作品，还是请来他的偶像日本演员高仓健的《千里走单骑》，隐隐约约似乎看到了他对艺术回归的影子，人性的救赎与探索，然而在新的资本市场操控下的张艺谋，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过去的辉煌似乎无法再续，虽然他在渴望归来，却似乎越走越远。

其实，细细看来，这应该是像张艺谋他们这一群电影人或者是像余华、苏童等这一批作家群集体面临的困境和尴尬。

谈到张艺谋无法绕开的陈凯歌、冯小刚、姜文等等，他们似乎都或多或少正在遭遇着不同的尴尬。曾经跟着作家们混在一起，最有知识分子气息的陈凯歌，在拍出《黄土地》、《孩子王》、《霸王别姬》后，开始霸王远去，一骑绝尘。《无极》的诟病持续到今天，然而诸如《赵氏孤儿》、《搜索》、《道士下山》后面几乎所有的影片，都萦绕着人们对他挥之不去的怀疑，人们开始不敢相信，这些竟然是曾经拍出过《霸王别姬》的导演，过高的期许也是陈凯歌头上的不可承受之重。

而拍惯了黑色幽默或是喜剧的冯小刚，早年在和王朔、刘震云共同制造的冯氏喜剧时代，后来开始转战新的领域的拍摄，无论是《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等等，虽然得到一批人的赞赏，然而人们似乎还停留在那个拍喜剧的冯小刚，而近年来执导《非诚勿扰》、《私人订制》却遭到观众的揶揄。此时的冯小刚，在市场、情怀、追求的调和上，像个按捺不住自己的孩子，失去了那些他影片中黑色幽默的气质。

当然，不可避免或许也会谈到这一个时代失落的作家。尤其是曾经风靡的“先锋派”，这一批作家群体，也同样遭遇着类似的境遇。曾经开创叙事圈套的马原，身体原因一直在海南养病，近年来也鲜有作品问世。曾经写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因为新作《第七天》，遭遇崩塌式的负面评价，而近年来依然保持着较高创作激情的格非和苏童，虽然两人都相继获得茅盾文学奖，格非的文字一如既往保持着古典和先锋的特色，苏童也在《黄雀记》中继续书写着他的南方，然而掩盖他们一整个作家群体都渐渐开始式微，虽然贾平凹还能隔三差五高产高质的呈现给读者，然而像贾平凹者毕竟少数。而在新一轮的创作中，人们纷纷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一批作家中新作面临的尴尬境遇，王安忆的《匿名》，苏童的《黄雀记》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读者的诟病，而且这种批评实实在在的打在作家们的命门上。

当然，无论是谈到这一批影人还是这一批作家，我们总是习惯和喜欢拿来对比，其实，这本大可不必，一个人的创作才华或是创作天赋或是艺术追求与艺术眼光本就没有必要硬生生的去对比。就像没有必要那余华和贾平凹对比，也没有必要那张艺谋和李安对比。

他们都曾经在创作的道路上与观众或读者殊途同归，沐浴了一段精神之旅。这其实本身就已经足够。

所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不仅仅适合古代，也适合现代。因此，不管是与光同尘，留下的吉光片羽或是荦荦大著，我们只需要追寻我们喜欢的那一部分就够了。剩下的就只需交给时间、导演和作家本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