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网络
赵冬梅把历史不肯记载的日常分为两种，一种的生活的日常，一种是生命的日常。
其一，生活日常。
“中文中的‘生活’这一概念，泛指一切与饮食起居相关的情况、境遇，也可以指个体生命从生到死的遭遇。‘日常生活’是所有日常中最寻常、最普通的。我把日常生活简单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的日常’，即所谓‘寻常日用’，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在‘生活的日常’中，我们关心古人物质条件和生活习俗的演变，关注变化的实相与原因——刘伶‘千杯不醉’，李白‘斗酒诗百篇’，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蒸馏酒，酒精度太低了。刘伶与李白酒量如何，得拿一瓶二锅头试试才知道。”
大人物是人，名人也是人。皇帝不可能从早到晚批奏章，将军不可能一年四季都打仗；司马迁不会没日没夜写《史记》，李白也不会把写诗当饭吃。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得吃、喝、拉、撒，都得过日子。不批奏章，不打仗，不著书，不写诗的时候，你就回归了生活，回到了日常。在日常生活中，令皇帝头疼的不一定是军国大事，有可能是便秘，或者是挺而不举。将军最害怕的，有可能要么是老鼠，要么是蚊子。令司马迁痛不欲生的，自然是失去了小弟弟。李白么，嫖娼狎妓的事基本上被后人略过不提。在史学家和作家笔下，大人物的日常生活不见了。换句话说，大人物通常不食人间烟火。至于平民百姓，日复一日背太阳过山，又太“日常”很了，史家是看不见的。
“另一种‘日常生活’是‘生命的日常’，我们关注人的生命轨迹，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古代的人们投注理解与同情。在任何时代，当一个新生命诞生，父母等亲人都会为孩子祈祷——不求大富大贵，但愿平安顺遂，‘平安顺遂’就是希望孩子能过上平凡朴素的生活。然而，一个简单的‘平安顺遂’所包含的内容却千差万别。首先，性别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不同，在传统时代，性别对生命的限制要远远超过现代。其次，性别相同，时代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比如，在整个传统中国，除非垂帘听政、出家或者当妓女，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12世纪后期以降，大多数华夏女子还要忍受缠足之痛。又比如，宋代以前，父亲是谁比儿子有怎样的成就更重要；到了宋朝，一个男人的父亲是谁对他的前途而言，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是否会读书。书念得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绝非黄粱一梦，这是因为有了更为开放的科举制度。最后，性别相同，时代相同，社会阶层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魏晋时期，王谢高门子弟的平安顺遂除了褒衣博带、‘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潇洒优雅外，还要承担维护家族地位的责任，关键时刻必须能承担起政治责任；而同时代，一个士兵之子的平安顺遂就是平安地活下去，不要太早战死。”
相比生活的日常，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日常。网络上有个广为人知的金句：明天与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种族，无论男女、阶层，平凡而幸福地过一生并非一桩易事。不少公众人物，名气大，不差钱，他们本来应该很幸福，但问题往往出在儿女身上，要么得怪病，要么是纨绔。他们表面光鲜，其实心里很苦。而普通人的生命更不值钱，在灾难和战争面前，本来已经成为统计数字了，被人瞒报时，甚至连数字都不是。
尽管是“数字”，你和我和他，我们的生命历程仍然多彩多姿。对个体生命而言，在千千万万的生命中，你就是自己的唯一。这个国家的哪怕一丁点改变，最终着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都是一幕又一幕悲剧和喜剧。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家庭、国家和时代，用不着因为是女性且出生在上海而自豪，口口声声“厉害了大上海”、“我是女人我自豪”；也用不着因为是男性且出生在乡下而自卑，更不要因为自己出生在乡下而仇恨城市，成天 嚷嚷“城里又停电了，堵车了，楼塌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纳家庭给予的，并在性别与时代的规定中，努力活出自我、提升自我。我们正因为普通，所以更能打动普通人的心弦。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但仍然可以拿起笔，讲述自己独一份的、与众不同的日常故事。
2021年11月5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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