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以前,自己是一个言语很少的人。
儿童时期,没有说话的机会。在家里,轮不上排行中间的孩子发表意见,更多的是顺从和听话。
成为初中生后,既习惯了劳动多,学文化课少的教育模式,也习惯了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方式。
班主任很想叫我们学到真本事,除了认真备课、上课外,利用各种机会帮助自己的学生进步。她喜欢我这个学习认真且话少的学生,并在学校组织的全校师生大会上,给自己的学生提供了锻炼露脸的机会。
先是学雷锋、学黄帅,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活动。再是批判“右倾翻案风”“学而优则仕”等大会,都确定我上台表态发言。
不管是什么稿子,我都没有写,也写不了。哥姐找些报纸杂志参考着写。写好后,拿给老师帮忙修改。自己上台前,先把稿子念几遍,直到顺溜、不拌卡,老师听一遍作为最后检查指导。稿子念顺了,但某些话句的意思,却是长大成人后逐渐明白的。
高中两年多,度过了人生最仓促的时光。一边学习高中课程,一边补习初中知识。看着代课老师们,个个着急上火的样子,同学们也进入了刻苦认真的状态。
从子弟学校毕业的学生,与市属学校毕业的同学比,文化课的基础知识和综合素质都比较薄弱。在老师和同学面前,自己的话更少了。苦学恶补,熬夜读书做题,成了提高学习成绩和追赶同学的有效途径。面临高考和中考,自己针对个人状况,也考虑到家庭现状,依然选择报考中考。
一个习惯养成,可以坚持许久,除非主观上进行改变。师范学校的两年学习,很少有表达自己思想,吐露心声的语言环境。虽然做着扮演教师角色的准备,从主观上,还是不会主动与人搭话交流。
在毕业前夕的教学见习和实习时,语文老师表扬了自己预讲一首古诗的课题教学。此情景,只有自己记忆犹新,偶尔在某个场合炫耀一下,那种沾沾自喜回想起来就可笑。
站在小学生课堂上,教师不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从导课到讲课、复习巩固,都有严格的时间安排与要求,抓住小学生精力高度集中的最佳时间段,传授重点知识。小学教学经历,会使人养成少说没用的习惯。
近三十岁时,成为预备党员。介绍人谈话说,大家提出以后要与其他同志多交流。“有的老党员说,没有听到或见过你说话”,听完此话,自己低头红脸。不敢想象,那个时候,哪里像一个结过婚,生了孩子的女人。
转为党政工作者后一年,刚好三十岁。工作岗位要求,态度要热情,说话需严谨,培训班上还要会讲课。
二十多年间的锻炼、磨练,坚守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坚决不能说。即使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场合,也要坚持讲政治,严要求,传递正能量,不忘初心,身先士卒的工作作风。有时自己都会感觉是严肃有余灵活不足,明知有很多想说的话,却始终没有说出来,还时常被年轻人敬而远之的态度感到不解。
如今退下休息,很想把过去想说的话说出来。没有机会没有听众。给家人说话很有限,没有人安静地听谁叙说。儿女忙于工作,忙于教育孩子。同学朋友聚会,都比自己擅长说话。
思来想去,说话的机会不能放在有观众、有掌声上,不能圈定于物理发声上。要用笔写出想说的话,写成一篇篇文章。把听众变成读者,把掌声变成点赞。
很敬仰和崇拜红色作家梁衡先生。他认为,文章为思想而写。自己想说的话,就是自己思想的表达。季羡林先生在给梁衡先生作品作序时,写到“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自己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创作出美好的文学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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