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以前，自己是一个言语很少的人。
儿童时期，没有说话的机会。在家里，轮不上排行中间的孩子发表意见，更多的是顺从和听话。
成为初中生后，既习惯了劳动多，学文化课少的教育模式，也习惯了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方式。
班主任很想叫我们学到真本事，除了认真备课、上课外，利用各种机会帮助自己的学生进步。她喜欢我这个学习认真且话少的学生，并在学校组织的全校师生大会上，给自己的学生提供了锻炼露脸的机会。
先是学雷锋、学黄帅，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活动。再是批判“右倾翻案风”“学而优则仕”等大会，都确定我上台表态发言。
不管是什么稿子，我都没有写，也写不了。哥姐找些报纸杂志参考着写。写好后，拿给老师帮忙修改。自己上台前，先把稿子念几遍，直到顺溜、不拌卡，老师听一遍作为最后检查指导。稿子念顺了，但某些话句的意思，却是长大成人后逐渐明白的。
高中两年多，度过了人生最仓促的时光。一边学习高中课程，一边补习初中知识。看着代课老师们，个个着急上火的样子，同学们也进入了刻苦认真的状态。
从子弟学校毕业的学生，与市属学校毕业的同学比，文化课的基础知识和综合素质都比较薄弱。在老师和同学面前，自己的话更少了。苦学恶补，熬夜读书做题，成了提高学习成绩和追赶同学的有效途径。面临高考和中考，自己针对个人状况，也考虑到家庭现状，依然选择报考中考。
一个习惯养成，可以坚持许久，除非主观上进行改变。师范学校的两年学习，很少有表达自己思想，吐露心声的语言环境。虽然做着扮演教师角色的准备，从主观上，还是不会主动与人搭话交流。
在毕业前夕的教学见习和实习时，语文老师表扬了自己预讲一首古诗的课题教学。此情景，只有自己记忆犹新，偶尔在某个场合炫耀一下，那种沾沾自喜回想起来就可笑。
站在小学生课堂上，教师不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从导课到讲课、复习巩固，都有严格的时间安排与要求，抓住小学生精力高度集中的最佳时间段，传授重点知识。小学教学经历，会使人养成少说没用的习惯。
近三十岁时，成为预备党员。介绍人谈话说，大家提出以后要与其他同志多交流。“有的老党员说，没有听到或见过你说话”，听完此话，自己低头红脸。不敢想象，那个时候，哪里像一个结过婚，生了孩子的女人。
转为党政工作者后一年，刚好三十岁。工作岗位要求，态度要热情，说话需严谨，培训班上还要会讲课。
二十多年间的锻炼、磨练，坚守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坚决不能说。即使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场合，也要坚持讲政治，严要求，传递正能量，不忘初心，身先士卒的工作作风。有时自己都会感觉是严肃有余灵活不足，明知有很多想说的话，却始终没有说出来，还时常被年轻人敬而远之的态度感到不解。
如今退下休息，很想把过去想说的话说出来。没有机会没有听众。给家人说话很有限，没有人安静地听谁叙说。儿女忙于工作，忙于教育孩子。同学朋友聚会，都比自己擅长说话。
思来想去，说话的机会不能放在有观众、有掌声上，不能圈定于物理发声上。要用笔写出想说的话，写成一篇篇文章。把听众变成读者，把掌声变成点赞。
很敬仰和崇拜红色作家梁衡先生。他认为，文章为思想而写。自己想说的话，就是自己思想的表达。季羡林先生在给梁衡先生作品作序时，写到“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自己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创作出美好的文学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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