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一天，周六，雾霾，PM2.5指数287，严重污染。
李小军今天晚上就要离开北京了，在这样的天气下有种一去不复返的决绝和无奈。
他在这个城市漂了七年，就像和一个情人的七年之痒。
文静问他：“你爱那个女人吗？”他说：“不爱。”
“那你为什么要和她结婚？”
“哪里有没有爱情的婚姻，哪里就有不结婚的爱情。”他还是像以前一样，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引用别人的话。
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文静提着箱子就来到了北京。
一出火车站，天空雾蒙蒙、阴沉沉，拥挤的人群像蝼蚁一般，令人心生躁烦、压抑。她四处张望，一个戴口罩的男生正在招手，走到她面前，拉下口罩，叫了一声“文静”，正是李小军。
“好大的雾啊！”文静说道。五年前还没有“雾霾”这个词。
“不知道是雾还是空气污染，让人很难受，”他说，“我带你去找中介，已经谈好了，交了钱就可以住进去。”
那是大学毕业的第一年，文静从一个毫无生气的国有企业辞职。李小军是文静大学中文系的学长，在一家门户网站工作。他在学校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一直是文静的榜样。那时候他有女朋友，文静和他交流得很少。后来听说毕业分手了，聊的就渐渐多起来。
他对文静说，年轻人不应当将青春葬送在一沟死水之中，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她对他抱有过幻想，内心却又要强。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发誓要混出点模样。
现在想想，这又算得了什么，幸福太过自然，不幸不过一念之差。
二手女房东不在家，住在另一间房。中介带他们看了看，把钥匙交到文静手上。
房子拥挤狭小，只有两个房间，正正方方的卫生间估计只有一平方米，墙上黑迹斑斑，墙皮多处剥落；客厅不如叫过道，摆放着一张破旧沙发，一台电冰箱和老式洗衣机；阳台就是厨房。月租一千二。
两人收拾完毕，天色渐暗，直至彻底黑了。
文静坐到床上，看着窗外，不远处的高楼在更加浓厚的雾霾中不见踪影，只有稀落的几扇窗户透出朦胧的灯光，像未来一样充满未知。
这时，两人听见有人开门的动静，是同屋的女人回来了，文静开了房间门迎接她。她看看了文静和李小军，冷冷地说了一句：“这里不能留男人过夜。”然后就走进自己的房间，大声地关上了门。
同屋的女人叫周梦，文静喊她“周姐”，三十几岁，单身，在一个房地产广告公司做策划。第一次见面的气氛不是很好，有一天周梦的房间进了一只蟑螂，文静帮她打死并清理干净，在那之后，她慢慢接纳了文静。
周梦经常在房间里放一些安静的古典音乐。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敲文静的门，文静打开一看，她正端着一杯红酒站在门口，说：“陪我喝点酒吧。”
文静正好无事，便随口说好，跟着她进了房间。
周梦的房间要大很多，有一张大床，还有自己的沙发和茶几，一个摆满书的小书架子，窗户很大，光线也要明亮得多。窗台摆了几盆绿植，整个房间充满了优雅、惬意的气息。
她们各坐在沙发的一边，周梦给文静倒了半杯红酒，递给她。先碰了一下杯，周梦问文静找到工作没有。她说刚进入一个公关公司，做产品策划。“文案狗，和我一样，”她笑着说，“以后有你受的。”
文静问她在北京待了多久，她说大学就是在北京上的，快十五年了。她又略带伤感地说，在这个屋子里也住了有五年了。
她们沉默着，把玩着手里的酒杯，转来转去，思考着各自生存和生活的问题。红酒殷红，犹如玫瑰又如血液，仿佛暗含着命运的秘密。
“上回那个男孩子是你男朋友吗，”周梦问文静，“你们怎么不住到一起？”
文静耳根发热（早就因为酒的原因红了），马上解释：“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哦，”周梦晃晃头，自酌了一小口，“他配不上你。”
文静有点讶异，不知该说什么。
不出三个月，果然如周梦所言“有你受的”，时常持续到半夜的加班加点让文静感到疲惫不已，却又令她体会到以前在国企不曾有过的充实。随着自己工作中的一些方案被采纳，她认识到自己在逐渐适应这种工作，她第一次去李小军的住处，就是加完班的深夜。
李小军也住在一处简陋的屋子里，房间甚至没有床，一张床垫直接铺在地上，一堆书也靠墙码在地上。
他们已经有两个月没见面了，文静需要从忙碌的工作中暂时解脱出来。等李小军一关上门，她就主动扑上去，抱着他，热烈地接吻，踢掉鞋子，脱下衣服，疯狂地折腾。日常积累的压抑与疲惫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得以发泄出来。
李小军从背后搂着她，问她要不要做他的女朋友。文静挪了挪身子，简陋的床垫弹簧硌到了她的髋骨，耳边突然又回荡起周姐的那句“他配不上你”，于是淡淡地说：“现在这样挺好的。”
她又说：“明天早上八点叫我起床，上午要到公司做一个工作汇报。”
自从去过李小军家两次后，文静一想到摆在地上的床垫和凌乱的床单，胡乱叠放的书籍，就再也兴奋不起来了。
她也想过让李小军买张新床，即使是钢架的也行。可她终究没有说出来，买一张新床又能改变什么呢。如果他有意，应该主动去做这件事。
住在一起是不是会好一点儿？
“一个人可以拮据度日，但若是换作两个人，这样的生活只会让人心生憎恨。”文静一直记得一部电影里面女主角说的话。
第二年，李小军换了工作，在一家图书出版公司做策划，工资虽有了提高，但此时文静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他。文静很少主动去找他了，一来因为她能力得到认可，工作忙了，独立带着一个小组负责项目；二来，她和总监含糊不清的关系使她逐渐淡漠了李小军。
她和总监发展起来也是因为某一天晚上的加班，他们一起在为第二天下午的项目汇报做准备，一直熬夜到凌晨三点。
弄完报告，她本来想在公司休息室睡一觉算了，总监却说一个女孩子不安全，坚持要送她回家，于是她就坐上了他的轿车。
总监甚至坚持送她上楼，可到了门口，她才发现钥匙不在包里。敲门，周梦不在家，她更不敢打电话了。
黑暗中，总监突然搂着她的腰，轻声在她耳边说：“去我家吧。”那温热的气息一下子使她全身柔软，她羞赧地说：“好。”
那天晚上她一直晕晕乎乎，云里雾里。直到第二天上午醒来，才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宽敞亮堂、品位不俗的套间里，正是总监的独身公寓。
一刹那，她想起李小军的房间，凌乱、清寒，每次他们在地上亲热时，脚总会时不时踢到角落的书上，大煞风景。文静有些羞愧，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不齿。可是她总是抵挡不住那种诱惑，一而再再而三地和总监发生关系。
有一次事后，她用总监的电脑上网，在宜家上看到一个松木床架，决定把它买下送给李小军。
她把木床送到李小军的楼底下，对李小军说：“你该找个女朋友了。”说完就跑了。
文静问周梦为什么不离开北京。周梦灌了一口红酒，缓缓道：“这里留下了太多的回忆。”
周梦说她结束上一段感情还是五年前，那时候她和男朋友住牡丹园，和另一个女孩子合租在一起。
她和那个男朋友是大学时就开始谈的，渐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却发现男朋友和住在一起的女孩子走得很近。终于有一天，两人被她抓了个现行。
“那天回来，看到你们，让我想起了从前，”周梦停顿了一下，“当时说话有点重，请你不要介意。”
“不会，不会。”文静连忙说。
“我有时候想在这个城市还能碰到他，让他看到我过得很好。”她叹道，“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人潮人海中再也没有见到他。”
李小军找了女朋友，文静是在离开总监后才知道的。
她和总监之间本来就是逢场作戏，各取所需。总监当然不是只把她一个姑娘带回家，但当他要离开公司去创业时，还是私底下问了文静要不要跟他一起走。她果断结束了这段关系。
再后来，她也规规矩矩地谈了一个男朋友。
偶尔，李小军会在网上问她过得怎么样，她只能说“挺好”，渐渐就断了联系。
北京的雾霾天越来越多，有人离开，也有人进来。
文静也想过自己为什么不离开，她有点怀念在国企工作的日子。虽然工资不高，但很清闲，平时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那个城市空气也很好，像大学时的爱情一样纯真。她也会想起李小军，但从不主动联系他，毕竟双方都有了固定的伴侣。
文静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房间，她一个星期总会在那里住上几天。有时候和周梦喝两杯，聊聊女人之间的秘密。
后来，周梦消失了，只留下了一张纸条。原来，她一直无法从前一段感情中走出来，去找前男友，前男友虽然已经结婚，但毫不犹豫地跟她私奔了。
每天，不管有没有雾霾，文静都习惯了戴着口罩上下班。她有各式各样的口罩，防尘防晒防雾霾。戴上口罩，就像有一个爱她的人体贴地捂着她的鼻子，穿过高楼和街道。
有时她去男友的家，或者男友来她的家，再也不用担心周梦在家的尬尴。她喜欢放肆地叫喊，喜欢赤身裸体在屋子里走动，无拘无束。
然而她总是在一些时刻想起李小军，想起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这间屋子里试图进入对方的内心，却被什么而打断。
在那条充满雾霾的路上，他们远远站着，李小军戴着口罩的面孔若隐若现，飘浮不定。
这天，她坐在地铁上。经过某一站，上来很多人，一个男的也戴着口罩，坐在她对面。忽然，她抬起头，发现了那双熟悉眼睛，两人相互凝视许久。他走到她面前，拉下口罩，叫了一声“文静”，正是李小军。
他们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李小军告诉她，他早就和女朋友分手了，也辞职了，如今成了一个独立出版人。
他要回到他们上大学的城市，也是文静最初工作的地方。在那里，他有一个负责编辑和设计的合伙人。他们准备结婚了。
他要去赶火车，就要离开北京。下地铁时，文静没有送他，只是摆摆手，两人同时说：“再见。”再也不相见。
文静出了地铁口，外面正下着大雨。雨线在窗外的路灯和广告牌霓虹灯灯光中犹如织起一张大网，网住了这个城市所有的人。
“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李小军说。
文静想，明天要去玉渊潭公园看看，樱花该被打落一地了吧。
——摘自破罐《城市里的流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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