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开始读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是龙应台跟18岁的安德烈书信往来的记录。她在前言里说，“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但是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安德烈。”只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的视线模糊了。身为人母总是会不自觉地把他人的亲子关系映射到自己身上。
书信中，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想忘年交一般以朋友的口吻聊天，讲述自己内心的故事。我更爱看安德烈的信。
龙应台回忆自己的18岁，那时候正是一九六几年，中国文革达到顶峰，台湾也是百废待兴。而她住在一个南部的落后小村庄，家里没有电视，读书就是一切。
看龙应台的青春，我感同身受。“读书就是一切”不仅是她那一代的青春，也是我这一代的青春。不过我们的物质条件比龙应台那个年代好很多，只是精神束缚依然很重。大陆在精神开放方面比台湾要晚很多。
而安德烈的18岁是在另一种时空度过的，“网络可以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社会富裕使你们习惯物质的追求和享受、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
安德烈有一封回信被龙应台以“如果你年轻却不轻狂”命名。安德烈写到，“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
读到这一段时，我哑然一笑。倘若将来我的女儿也这样对我说话，我会怎么应对。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人大读教育管理的研究生的时候，教授在课堂上提问，“如果学生早恋怎么办？”我当时皱了皱眉头，我的学生早已把恋爱看作是常见的事情，也经常与我倾诉感情中遇到的挫折。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真的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两个年轻人相爱了，他们有一万种方法在一起。假使长辈们强行阻挠，结果非但不会让他们分开，反而会让他们加倍的想要在一起。
安德烈说，“怎么样，吓到你了吧？（你在倒抽一口凉气对吧——我知道你会真信呢，你真是个小红帽，没办法！）”安德烈问龙应台，“在匮乏的年代里成长，你的青少年期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青少年期啊？）”而龙应台赶紧回了封信，只问了一句话，“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我能想象到安德烈收到母亲的来信时的表情，他回信的第一句话是，“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
龙应台回信中写到了安德烈的父亲。他18岁时跟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
看到破牛仔裤，我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条牛仔裤。那条牛仔裤上面有些虚线的装饰，但是没有破的地方。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一定是一条“农家乐”审美的裤子，然而在那时候已经是相当叛逆了。我依然记得长辈们对我的那条裤子评头论足的样子，如果不是我成绩还不错，大概我的裤子绝无可能幸免于难。
龙应台对安德烈说，“可是你18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
安德烈回复，“我觉得你呀，过度紧张。”“年轻人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觉得。”然后安德烈介绍了自己同龄人中喜欢的音乐，说完之后补充了一句，“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哈，我们的代沟就在这里。”“妈妈，我不是个兽性发达的叛逆少年，所以请不要下断语‘判’我。问我，了解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安德烈的话让我看到了青春的躁动和反叛。青春就是这样一段时光，所有的人都想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想被世界看见。所以，那句“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并不是一种遗憾，而是一种得意。
看完安德烈的信，龙应台翻出了自己18岁的日记。上面写着《青年日记》四个字。其中有一篇写到，她数学只考了46分。18岁的她流着泪一笔一划地在日记本上倾诉，“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定？我能不能‘叛变’？”
龙应台也有这样“复杂”的青春期，也想要“叛变”。我也有。青春期那几年，我总想着背包沿着家门口不远的铁轨远行，至于要去哪里，我不知道。好像那是一个随时准备执行的计划，但我始终没有完成。最远也不过走出了几公里，又趁着黑夜还未降临赶紧回家了。就如安德烈所说，“我们其实很少冲撞体制，搞什么叛逆。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碰触，有什么重要议题能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能做决定的都只不过是生活里的芝麻小事。”“而我，有多爱玩呢？即使是旅行，够了也就够了。新鲜的地方，新奇的经验，也会让人疲倦。”
“问我，了解我，但不要‘判’我，真的。”不要轻易判你的孩子，也不要轻易判周围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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