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书】《山居笔记》——千年庭院

【品书】《山居笔记》——千年庭院

【前序】：

我记得第一部读的老余的书，是在初二的时候，那个时候住校，因此感激的是在人生最懵懂的时候，没有受过手机为首的网络化产物的干扰，而是读了非常多的书——像我这样一个年少的、有军人血液的文青，最爱的不过是将军铁马一生，忠良挥泪救国，墨客翩翩书风的历史文化，但面对老余——一位经典文化散文大师，我却看的第一部书，是较科普性的《观众心理学》，相比于《千年一叹》之类，确实小众，但却成为了我心理学的启蒙的读物——

对于文科生来说，驾驭一个理科科目，可能会难，但兴趣提起来了，隔阂也就没了。

但是从此却没有机会继续碰触老余的书，一来为了学业，或者主要为了学业，根本无暇顾及纸质的中华宝库，直到近期，有幸在网上阅读到了02年老余的《山居笔记》，才发觉中国文化人精妙的思想与哲思，于是写了这样一个文章——

这是我按照初中阅读课上读书笔记的形式来作的品书文，

就当是愚见了。

【品书】《山居笔记》——千年庭院

【概括】:

这是一篇借岳麓书院来阐述对于教育认知的文章，文章以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残害开始，以作者亲身经历进入岳麓书院所感而写，通过对岳麓书院制度，与朱熹张栻的讲学故事，与王阳明传承教学来分析，最终得出教育的本质。

【品书】《山居笔记》——千年庭院

【摘录】：

（1）但突然，竟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时期，这一切全被允许了，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地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

（2）不带书、不带笔，也不带钱，一身轻松又一身虚浮，如离枝的叶，离花的瓣，在狂风中漫天转悠，极端洒脱又极端低贱，低贱到谁也认不出谁，低贱到在一平方米中拥塞着多少个都无法估算。

（3）只知道他们是学生，但他们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而且将一直没有下去，不久他们又将被驱赶到上山下乡的列车上，一去十几年，依然是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依然是被称之为学生。

（4）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长时间地容纳一群不做建树的否定者，一群不再读书的读书人，一群不要老师的伪学生。当他们终于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了，列车开出去太远了，最终被轰逐的竟然就是这帮横七竖八地睡着的年轻人。

（5）我边走边想，这座山也够劳累的，那一头，爱晚亭边上，负载着现实的激情；这一头，层层墓穴间，埋藏着世纪初的强暴。

（6）一旦散了魂，即便名山再美，学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气候。

（7）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

（8）不知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两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之以官场寒暄、市井嘈杂、小人哄闹。

（9）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结局，我们都不要问。

【品书】《山居笔记》——千年庭院

【感悟】：

我见过的高中历史课本，上写的出版社便是岳麓书院出版社。

岳麓书院，曾经在中国文人心目中，是圣地的存在。

当我读完这篇文章，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惊——作为是中国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学院，其传奇点在于即使是在封建王朝，君王思想禁锢如此严厉的时期，居然也有可以媲美博洛尼亚大学的长久的灵活的思想交融并非死板的教育机构，这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幸运，但也是不幸，我们终究没有看到岳麓书院成为中国的哈佛耶鲁，而是消散在历史的舞台——

就按书中所说，读者大致可以明白岳麓书院的制造人才的能力有多么可怕了：

“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栻、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从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

在这其中，人们最熟知，便是儒家大家中的朱熹王阳明，也是儒学逐步步入适应近现代哲学思想的领军人，除此之外，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清朝就是一大群清朝官员，其中的王夫之、魏源、左宗棠与曾国藩便是也大名鼎鼎，这足以可见一斑。

当然这样的教学成果，固然与老师很有关联，但最重要的是制度，中国教育到今天为止，甚至清北最高学府，也难以逃脱功利化教学的恶名，很多学生更重要的是选择了星途或者是从商，而古代，学子更多考虑的是仕途，都从没有考虑文化建设的本身，但岳麓书院区别于绝大部分中国学校的一点在于，这是一个由名士与官员合力打造的山间书院，是一个真正为文化服务的学校，他所代表的最佳模型，是用文化唤醒文化，譬如说资金，是用文化幻想官员的文化素养，以文化人的身份参与筹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功利化教育的出现，更多考虑的多元化文化，譬如其内部的教育方式，叫做“山长负责制”，山长与其他老师只在十天半月里讲一节课，其他时候以自学为主，但同时，每月也会有考核，“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也并非是放养式的教学，同时，所授课的内容，除了学习科举内容，还要学习很多其他的知识，很全很杂，到了近代，又很“潮流”，学习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这样的教学方式，按照书中所述，便是“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

这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岳麓书院会出现很多大家，各种人才应有尽有。

【品书】《山居笔记》——千年庭院

而反观现在，这样的教育风气，却没有保持下来，反而增进了古代的功利教育风气，这样的情况，和很多中国自以为的现代教育家有很大关系——在我看来，他们不配家这个光荣的称号，顶多算得上商人，他们所鼓吹的言论，只不过是为了取悦成人世界，来换取钱财，用自以为现实的角度，来否定教育的本质，尤其是本末倒置，将教育的主体，从学生，倒到了家长、老师，从来没有关心过孩子们怎么想，学生们怎么做的心理心态，一味的施压解释，一味的增强竞争感，老余说“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做到了吗？没有，反而在退步，这是教育的悲剧。

我们看看古代的老师教育家是怎样做的：“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交谈，所取得的成果是：两人都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而两人以后的学术道路确实也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自己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朋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连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

（《有怀南轩呈伯崇择之二首》）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几乎与我二十七年前见到的岳麓山一样热闹了，只不过热闹在另一个方位，热闹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朱熹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愉快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后来就名之为“朱张渡”，以纪念这两位大学者的教学热忱。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写到如此，看者自清吧。

前文链接  苏东坡突围

后文链接  抱愧山西

---

by 落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