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酒楼上》的“鲁迅气氛”

关于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周作人称其为“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根据钱理群先生在《鲁迅作品十五讲》一书的第四讲所谈，“所谓‘鲁迅气氛’，主要是指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里的投射。”那么鲁迅的精神气质究竟是什么呢？鲁迅又是如何在小说中将之做出的表达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对小说《在酒楼上》进行阅读和解构。

1924年2月，鲁迅开始写作小说集《彷徨》，一直到1926年8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彷徨》一书共收入鲁迅小说十一篇，其中第二篇便是《在酒楼上》，于1924年5月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

值得注意的是《彷徨》写作的时期正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先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隐退，有的高升，有的前进”。在这样特殊的时期，鲁迅如同一名孤军奋斗的战士，在探索社会革命的道路上不得不彷徨、寂寞。《彷徨》一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留下的题记：“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将其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其中引用自《离骚》的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便正是鲁迅认为的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本愿所求，只是寻找道路的过程中难免要忍受黑暗社会的侵蚀，挣扎的过程里无可避免的遍体鳞伤。《在酒楼上》正是一篇鲁迅刻画知识分子的小说，表现了先生在“彷徨”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一种认识，也可以从中透视出鲁迅先生对一类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关照。

我们对于鲁迅小说的写作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即苍劲有力、斩钉截铁，但《在酒楼上》的开篇却是“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 S 城……”这样的一段，足有五百多字，以一种迂缓的、徐徐道来的语调详细交代这次回乡的经过，显然这样的叙述体现了作者不急不缓的平稳的心态。

“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渍痕斑驳的墙壁”、“枯死的莓苔”、“铅色的天”……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段细致的娓娓道来的环境描写正是揭露了一种颓败、哀伤的感情色调。我们设身处地地联想一下，一个文人回到那座曾经熟悉的城市，但是突然发现周围的一切都不再是那些年认识的模样，记忆停留在过去的时刻，但时间、空间都在无情的走过，这该是一种怎样沉重的悲哀的漂泊感呢？

除却环境的塑造，当作者写到酒楼，有意无意地将所点的菜单列得一清二楚：“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辣酱要多！”不得不说，倘若一个人处在欢喜高昂的情绪，是绝不会在意生活的这些琐碎的细节的，而只有身在低估难以解忧的人，才能将生活中最常见、最细致的经历一一关注着，丝毫不落。

紧接着是对于酒楼旁边的“废园”的描写，作者这样写道：“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这里的“废园”固然荒废，但是仍旧长着满树繁花的老梅、开了十几朵红花的山茶树，便是积雪也显得滋润有光。寥寥数语的描写一改先前那种颓败荒凉，反而是一幅颜色亮丽的画面，鲜活之气不禁给读者带来眼前一亮，这突如其来的转折分明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而此前开头的环境描写显然起到欲扬先抑的作用了。

结合作者南来北往的经历，此时的作者作为一名漂泊者，是以“北方的眼睛看来”的这幅“废园”雪景的。“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关于雪这一意象，我们很快会联想到收录于《野草》中的散文诗《雪》。在《雪》一文中，鲁迅先生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北方雪的喜爱之情，而北方雪正是直面惨淡人生、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的体现。这种对于南北两地的雪的抉择充满了作者身为一个漂泊者对于身份认同的无奈和迷惘。

然而作者对于身份迷茫的思考并不仅仅止于“形而下”的南北两地，随着旧时同窗兼朋友吕纬甫的出现，作者又将陷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即知识分子的存在形式。

关于吕纬甫，文中这样描写道：“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确然吕纬甫“衰瘦”、“颓唐”、“眼睛也失了精彩”，但是当他面对废园时眼中还能够闪出“射人的光”。鲁迅是善于将“绝望”与“希望”合并于一身的，吕纬甫看似平庸、颓废懒散的表面下仍然没有熄灭希望的火光，正如废园中的山茶花“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在“我”和吕纬甫的对话中有这么一段：“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蜂子、蝇子的自喻同“我”在南北方之间徘徊迷惘是相同的，在鲁迅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始终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中循环不定。知识分子渴望飞向远方，但是不得不落于大地，在突破困锁自身限制的同时难免又产生安于现状的屈从，于是两相摇摆之间作者只能深感绝望和苍凉。

当“我”问及吕纬甫“为什么飞回来”时，他只说是“为了无聊的事”，一是为三岁夭折的小兄弟迁坟，二是顺便给邻家姑娘顺姑带朵剪绒花。这是两件小事，却也是吕纬甫回乡的动力。而这两件事情的前提都有一个共性，便是吕纬甫的母亲。为兄弟迁坟是母亲催促的，给顺姑带剪绒花是母亲提起的。母亲在这两件事情中充当着发起者的身份，显然母亲才是吕纬甫动力的根源。

我们继续来看，先是迁坟一事，文中这样写道：“就在前天，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因为我豫料那地下的应该早已朽烂了，——带着棉絮和被褥，雇了四个土工，下乡迁葬去。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生平都没有经历过。”可见吕纬甫对于迁坟是极其上心的，这既是出于对母亲的顺从，也是对兄弟的责任，还有一重便是对未知事物的好奇，这样说来，吕纬甫并非全然是敷敷衍衍的行尸走肉。但是迁坟的结果却是“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就连最难烂的头发也没有，“踪影全无”。这时候我们再来看吕纬甫的态度：“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尽管在他个人说来这样做是为了“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但是深入看来便不是这样简单，迁坟本身就是一种追寻生命的象征，但是开掘的结果却是空无的，钱理群先生认为，这一点就是鲁迅的命题“尽管明知‘踪影全无’，他仍然要去开掘；明知是‘骗’，也要埋葬”。这种对于逝去的生命的追踪与眷恋，正是鲁迅感动我们的所在。

再来看给顺姑买剪绒花这件事。小说中对顺姑是这样描写的：“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夜的晴天”，可见顺姑的长相是不好看的，而顺姑与吕纬甫的交集也不过是一碗并不可口的荞麦粉，但是偏偏吕纬甫会特意为她捎带一朵剪绒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吕纬甫不断强调这些是无聊的小事，但从他内心深处而言，藏了一颗善良的富于同情的心，只是当他自己也走上末路时，这些善意便不可见其能了。

在小说《在酒楼上》完成的一年多后，鲁迅继续又创作了小说《孤独者》，同样是知识分子“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形式。魏连殳为祖母送殓，这是“我”与他相识的开始；“我”为魏连殳送殓，这是两人相识的结束，作者以“死亡的轮回”讲述两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与魏连殳见面的过程就是魏连殳死亡的过程，“我”是魏连殳死亡的见证者，也是经历者，“我”与魏连殳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

我们通过比较《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两部小说可以发现，《孤独者》采用了与《在酒楼上》的相同的辩论形式的对话体，通过人物语言叙述推动情节发展。比较明确的一点是，在胡风所写的《鲁迅先生》中提到，鲁迅对《孤独者》这篇小说曾直言不讳地说：“那是写我自己的。”而关于《在酒楼上》这篇小说，虽然没有作者明确的肯定，但是从我们对鲁迅的直观了解可以看出，“我”与吕纬甫绝非简单的审视者和被审视者的关系。在小说形式上，“我”作为小说的线索人物，从回乡到偶遇吕纬甫，再到最后分别，起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而在小说意义上，“我”是觉醒知识分子的代表，“我”的语言和视角审视着吕纬甫的存在；吕纬甫则是颓废迷惘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我”的审视下显出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但是，“我”的审问引起吕纬甫的自我谴责，这一点正好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自我探索，“我”与吕纬甫都属于鲁迅的一部分，也属于广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是作为先进知识分子坚定而冷峻的自我审判者、坚守理想的追逐者，以及面对探索之路上孤独苦闷的反思者；吕纬甫却是从梦中醒来的回归者、现实家庭的坚守者。这两种存在形式无法区分高低贵贱，作者以犀利的眼光、敏锐的感知看到知识分子在经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大起大落以后内心的彷徨和苦闷，以及对知识分子的现状作出切实的分析，对知识分子的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在对自我剖析的过程中以绝对冷静的方式认清自我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究竟是选择为了理想漂泊反复，还是坚守脚下的土地和身后的家庭，这样的无解是困惑的，也是困扰鲁迅一生的问题。但是鲁迅始终在剖析，无论是面对酒楼上的吕纬甫还是身为孤独者的魏连殳，他的“复仇”——面对自己的“复仇”——从未停止脚步。这一点，正是“鲁迅气氛”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