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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深远而浩大。对历史的书叙与界说，也是纷繁而庞杂。我们在此努力要做的，乃是应天时所之，尽绵薄之力，正述中国历史，即用神传文化史观，光明、正面地书述华夏五千年辉煌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概观。
一、历史正义
何为历史，按《说文解字》，历者，“过也，传也”；史者，“记事者也”。所以，历史当是对所经历过往的记述与传承。那么，什么才是人类不仅要经历且要传承的呢？换言之，历史的记录对象是什么？按《礼记‧玉藻》所载，黄帝“动则左史记之，言则右史记之”。乃知历史的传承最初是由史官对帝王的言论、作为及当时重大事件进行记录。整理过的文字记录，我们称之为史书。历朝历代都有官方或私家记述历史，于是历史得以传承。
由此，则又引出另一个我们必须明晰的问题，那就是帝王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与意义。
中国传统史书均以帝王之言、之事为主轴而书述。盖因天子奉天命而治世，承天道而立言，所以上天赋予帝王在人间的至尊之位，如《诗经》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过来，帝王的言行亦代表并影响这一朝历史与文明的总体气象。所以，中国古代，君王称为天子，即天命之子，是上天选择的治理天下的君王。
由于帝王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与意义，故而帝王的言行能治世，亦能乱世。
凡有道之君，其所言者（诏令），是治理天下的训导与规范；其所行者，则法天知命，顺道敬佛，应时爱民。而末世之君，所言多逆天叛道，背神谤佛；所事多享乐败德，悖乱不经。无论治世乱世，都是天道循环的不同演绎，旨在完成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并给后世留下榜样或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帝王的言行是历史记录的主轴主线，而帝王言行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则是解悟天象、领悟天道。
在不同历史时期，上苍会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对君王和世间进行点悟、开导乃至警示。所以历代史官，还兼任观测天象、占卜神谕、协定历法和礼法等重大职责。这方面的记载，从甲骨文卜辞，先秦诸经、诸子，到后世历朝史籍，不绝于书。历史的足迹，始终与天命安排与教化同步，历史的铺排，正是天道在人世间正与负的演绎。
历史史实之记载，大略分为三类：传说、文字记载和文物。
对于传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神话。无论是中国，还是大家熟知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或是此轮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无不是以神话传说为开端——创世、造人、人神同在，成为人类历史共同的源头。至于历代后世，有关神、神言、神迹、有志之士通过修炼得道回天的传说与记载，史不绝书。
对于神话，历代史学家为之秉笔直书，代代流传，到了近代，人们却因为现代观念的影响，常常陷于史实、传说、信史等概念的纠缠中，止步不前。
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史”，无论《国语》、《左传》，还是“二十五史”等，基本上是隔代史官对前代文献与传说进行整理汇编而成，而传说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左传》对“武王伐纣”的生动记述、《史记》对楚汉争霸的逼真描写，仔细推究起来，都是史家根据先人传说编撰成文。而后世称之为“信史”，其实质含义是：德信古人。
虽然各代史官在观史、采信的角度与倾向等方面各有不同，或曲，或直，或有偏重甚至偏颇，但基于上天赐予著述者以深厚良知，德信古人的精神传承不辍，基本史实的记载仍然包含于历代书述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变异观念猖獗的当今，严肃的文史学者仍然还要援引上古与历代神话传说的根本原因。
人类，与人类的历史，始于神的造化，而人，终将只能皈依于上苍的恩赐。
这不是一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今天想当然地按照某种现代观念去解读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类来源的共同史实，是我们的祖先历经千万年沧桑与创痛，一代一代用生命守护的史实。对于我们神圣、高贵的来源，对于这一恒古不变的史实，我们唯有用生命中最深刻的理性去珍视她，用生命中最精诚的虔敬去守护她。
今天，多少人囿于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的思维，而对历史的源头渐至淡忘。然而，我们知道，千古以来有一种情绪可以打动所有人的心，这种情绪叫做乡愁，甚至是坐拥人间繁华之时，依然偶有一缕思归的愁绪萦绕心头。想来，在我们生命的长河中，有过太久远的积淀，对上苍的感恩，对回归的渴望，早已成为生命中最刻骨的乡愁，被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中国人为何如此崇尚天人合一，因为那至高无上的天，才是我们的归宿。
对此，我们会在后面各代各篇中，严谨地从历史、文化之各层面采信而述，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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