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

我是个很爱回忆的人，却对生日的回忆寥寥无几。

小时候，家里人按照习惯给我过农历生日。因为农历的日期相对阴历总是变来变去，我搞不懂自己的生日究竟在哪一天。

学校里同学们互相打问生日时，每个人都能确切的说出自己生日的日期。这常常使我感到羡慕与疑惑。有时在家里翻看爷爷书桌上的日历，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生日的答案。看准了日期，记住了。第二年，在日期将要来临时，迫切的等待自己的生日。等到那天到了，却发现家里丝毫没有动静。咦？难道我这么可怜孤独，连生日都没人庆贺吗。于是忿忿的跑去质问奶奶，

“今天不是我生日吗，你们难道给忘啦？”

奶奶一脸疑惑的瞅着我：“鬼娃子，今天哪是你生日。你生日是九月初三，还差好几天嘞。”

我彻底不懂了：“为什么每年我的生日日期都在变！”

“傻娃子。你过的是农历生日。”

“我不要过农历！”我大声宣告着。

直到有一次翻看家里的户口本，我才发现了我的阴历生日。那个准确的不会根据年份变动的日期。

我像发现新大陆般兴奋的跑到奶奶身旁，像是宣告主权式的对奶奶“宣读”：

“奶，我的生日是十月十四号。每年的十月十四号。”

“十月十四号咧。好好，我知道了。”奶奶一边择菜，一边说着。

那一天，我像在外流浪的难民终于获得身份证明时一样喜悦。

按道理说，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多年了，但我绞尽脑汁却怎么也想不起几次过生日的经历。仅有的几次，也只是残存的画面与片段。

小学五年级时，邀请了两位要好的同学来家过生日。那天中午，家人备了卤菜，还买一个不大不小的蛋糕。方形的餐桌上摆满了饮料与饭菜。一群人其乐融融的围坐在一起。小学的玩伴很有礼貌的先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接着又举杯祝我生日快乐。老人们看着小孩这么懂事便更加开心，热心的与他们的攀谈起来。

十二岁时，按照习俗，是要大宴宾客的。家人为了宾客的方便，便把日期设在国庆节当天。十二岁，意味着从此摆脱了童年，向少年乃至青年迈进。偌大的大厅摆满了将近二十个餐桌。家里人的亲朋好友都来了，平日生活只是稍微打个照面的人也被邀请来了。家人穿上最好看的衣服。爷爷穿上帅气的西装，头梳的锃亮。奶奶则穿着鲜艳的花布衣裳，戴着老款的首饰。那时，刚好是我小学毕业没多久，我便邀请了二十多个小学玩伴，男男女女一群人，像是聚会般，在分别后再次相聚。妈妈请了摄像馆的阿姨。一群人在摄像师的调动下，在新开发的江边沙滩上，将我高高抛起。那时刻的我好像在想：内裤可千万别露出来。午宴开始前是致辞环节。我紧张的上台，面对台下各路宾客，还是在中途忘记了提前背好的词。在一段编词的尴尬后，一群同学拿着蛋糕冲上台就往我脸上抹。

十七岁时，喜欢的女孩送给我了一个阿迪达斯的欧冠决赛版足球。不记得是不是生日当天送的，但确实是作为生日礼物给我的。深红色的星形镶嵌在白色的球面上。这是我迄今为止收到的为数不多的礼物。高中时周六晚上的夜假，我常带着它在绿茵场上默默颠球。现在它还躺在大学寝室的衣柜上。

十八岁时，刚好我在度过人生中一个艰难沉重的时期。迈向成年，可我依然不能成熟稳重。生日那天，在校外窄小的出租屋里，老爸破天荒的买了瓶红酒，依旧是个不大不小的蛋糕，旁边摆着几盘卤菜。仪式性的吹灭了刚点亮的蜡烛，也仪式性的没有感觉的走到十八岁。我曾无数次的想象过度过十八岁时的情景，却被戏弄似的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种情境度过。那天风很凉，酒很涩，爸妈拼命的想哄我开心。夜晚，回家洗了个澡，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脸，我发现我还没准备好度过十八岁。

大一时，初中的女同学悄无声息的从远方送来祝贺生日快乐的信件，以及两盒包装很好看的饼干和一套餐具。“盒子很可爱，所以才买。饼干是抹茶的，你应该会喜欢。餐具是为了让你好好吃饭。生日快乐。”长长的信中如是说。我拿着信，一时感到温暖，一时又觉得手足无措。你是什么人啊，竟然值得别人对你这样做。内心纠结后，还是逐渐在喜悦中把愧疚抛在脑后。

我不是个喜欢过生日的人。因为过生日很麻烦。要邀请朋友，要聚会吃饭，要收到礼物。有时会不确定邀请的人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情愿。不想因为生日而变成一种让别人一定要来吃饭或者送礼物的胁迫。不想让自己难为情，也不愿让别人难为情。如果生日在意识中渐渐沦为一种绑架的话，那索性就此放过。

生日的意义自己知道就可以。不必破天荒的扯着嗓子在全世界奔走相告：啊，啊，今天是我生日。因为你的宣告，大家都会应景的来祝你生日快乐。但比起在平静淡然中心照不宣的收到好友意外的祝福，哪一个更让人惊喜，温暖，快乐呢？

也许就像《思念是一种病》里表达的那样，生日于我的意义，便是在遗忘后感受爱。

时光流转，我们在生活中不停奔跑。无论奔向何方，不要忘了那些在你生日里给你发送祝福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