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进化历程的变革与世界秩序设想

——在平等观视阈下评《枪炮、病菌与钢铁》

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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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贾雷德·戴蒙德教授正在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进化，当地一位叫做耶利的政治家与教授谈话时，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的货物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切中了现在世界发展不平衡的要害。二十五年后，贾雷德教授通过《枪炮、细菌与钢铁》这本书向世人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世界何而不平等？

耶利的问题，直击了现代世界的差异。倘若用新的措辞表述，可以转化为三个问题：现代世界财富如此分配的原因是什么？现代世界权力如此分配的原因是什么？现代世界中，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速度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贾雷德认为，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现状是在公元1500年定下的基调。公元1500年，世界范围内封建君主专制处于上升阶段，资本主义尚弱小而发展迅速，欧洲国家在崛起的同时，也对全世界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欧洲、亚洲甚至北美的许多地区成为了用金属装备的国家，开始迈向工业化。印第安民族，撒哈拉以南的地区、美洲以及温带地区适宜居住的岛屿的土著民族还在统治着一些使用石器的采集狩猎、或者发展成农业的大小部落。然而，这个世界又是怎样成了公元1500年时的样子呢？

基于上述问题，贾雷德教授综合运用生物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为数据支撑，找到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原因：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的不平衡。历史证明，农业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优势文明构建全世界霸权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三大要素，无一离不开农业。

从狩猎采集到粮食的专业生产，不同的民族、部落开始了穷与富的分化。而粮食生产开始时的地理差异，决定了粮食的产量与传播，也决定了畜牧业的发展状况。农业发达的地区，人类易定居于此，往往有足够多的可驯化的动物。而粮食的积累和畜牧业的不断发展，决定了这一地区的人口不断增长，同样也为这个地区供养更多的不从事生产的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如政治家、技术人员、军人等，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更为明显，优秀人才出现的几率也会增加。由此，农业越发达的地区，就会有更先进的政治机构和军事力量。这同样也是为强大国家征服落后地区奠定了基础。

但农民在富有的基础上就一定会打败采集者和猎人吗？这个命题明显是不成立的，在肌肉力量无法实现比较的情况下，作者用数据和实例证明了病菌在霸权实现征服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1492年，欧洲人随着哥伦布的新航线开始了征服美洲的进程，据统计，西班牙军队带去的病菌所发传染病的致死率要高出西班牙军队数十倍，感冒、肺炎、腹泻等在现在并不算严重的传染病在二战前却高居致死率榜首。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无益，其传播的形式有三种：第一种毫无疑问的是动物对人的传播。作者举了太多的例子去证明“源自动物的人类疾病”，最荒诞的莫过于澳洲人对羊产生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从而染上不治之症。第二种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例如两性之间的传播，母婴之间的传播等等。在农业发达的地区，水塘、肥料等易滋生病菌的地方，人也经常活动，饮水进食也极易引发病菌的传播，这是病菌传播的第三种方式。在病菌肆无忌惮的冲向本不该存在的地方时，也将死亡带向世界各地，在这时，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决定了征服与被征服的结果。

二、学说争鸣

如果农业发展是征服的基础，病菌的传播可以说是征服过程中的助产器。但农业与病菌均源于自然，农业是人类培育植物，驯化动物的最成功事业，病菌是生物成长进化的产物。而书中提到的科技、文字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则无法完全用自然科学解决问题。

（一）“锦标赛模型”与“竞赛”利润

菲利普·霍夫曼在《欧洲何以征服世界》一书中赞扬了贾雷德教授的观点，又创新性的提出了“锦标赛模型”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霸权者进行侵略的直接原因。“锦标赛模型”在于用数字解释关于开战和军事开支的决定，做出成本与成本的对比和成本与利润的对比。在这些军事“锦标赛”中，技术水平高低和运用程度取决于对手，技术的运用最大的作用是降低战争成本，战后的成果也会成倍增加。在军事“锦标赛”其他“锦标赛”的影响下，利润成了最大的目标。

枪炮和钢铁代表了科技发明。几千年来，技术多表现为武器与运输工具。刚巧的是，技术发达的地区与农业发达的地区是重合的，农业不发达的地方鲜有先进技术出现。人种智商差别和整个社会对个人创新接受程度是对此现象解释的两个最广泛观点。而贾雷德教授创新地提出了一个说法：需要乃发明之母。

一个社会中对发明的接受能力因素多种多样。若在社会中立足，不得不考虑以下的因素：与现有技术相比较的经济利益，社会价值和声望，是否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新技术的优点能否看到并传播。社会的需求，尤其是经济上的需求几乎决定了新科技存在的可能性。

利润和需要在二位学者的口中表现不一，实现过程不同。

（二）“文字伦理”与秩序重建

要了解征服的催化剂不得不提文字。文字传达了探索和征服的命令，记载了征服过程中的经验，也传达了征服者至高无上的文化从而作为律令不可违背。圣经中有巴别塔的故事，在大洪水后，存活和发展的人类都说着一种语言，用着一种文字。人们用石头建通天塔来表现自己的能力，可上帝因为人类的自大惩罚他们，使他们语言不通而离散。这个学说存在了上千年，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被攻破。

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提到“文字伦理”这个解释，理解为“文字记载的伦理实现强大对弱小的统治”并不为错。一方面在原始的资本积累之后，文字也从欧洲逐渐注入美洲，澳洲、甚至温带和热带的岛屿。土著文字在强大的文明统治下逐渐没有了优势。另一方面，在欧洲宗教专制的情况下，路德为代表的新宗教势力倡导的学习文字的运动迟迟贯彻不下去。“伦理”便随文字一起夺取了世界被征服者的文化领导权。

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文明的传播，这一论断将文字历史与自然地理紧紧结合起来。在这一论断下，贾雷德教授作为支撑的观点是：大多数有文字的社会拥有并利用文字，是借用临近社会的文字，或受临近的社会文字启发而发明出了新的文字。文字的变化与创新使得文化秩序得以最直接的重建，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建立又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思想意识在这样一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三）集权统治与社会化

征服的过程，同样也是集权制度的扩张。没有接触新的集权主义的部落，贾雷德教授称之为“平等主义”。所谓平等，不是均衡，也不是按需分配，它更像是一种部落酋长领导下的原始民主。这种原始的民主以集体讨论和集体决策为主，完全代替了法制，酋长起到法官的作用。部落状态下，人数和财富的水平使得这样原始的政治形态不需要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也没有政治运转的成本可言。

集权状态的统治成为“盗贼统治”。集权代表民主的因素降低，暴力、欺骗、剥削和寡头主义就会在历史中轮番上演。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的代言者，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强大的理论工具，可以合理解释“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是，马克思运用实践进行总结，得到了正确的哲学命题，其世界观建立在历史实践中，阐明了人类必然的进程——“人”创造历史。

依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以自然科学规律寻找人类政治的方法难免有形而上学之嫌。但贾雷德的观点却和孟德斯鸠“气候王国”的理论有所相似。在浩如烟海的罗马法提取出来的西方早期政治制度明显不适用于部落社会，在建立国家之后，集权明显成了一个有效工具。大型社会是不需要平等主义的，宗教和政府要比口号好用的多。从小部落到大社会，这一变化不是卢梭的契约精神促成的，也不是法律的强制力。在这一过程，卢梭是无用的，这一过程是外来威胁和自身财富生产的结果，由此小部落变大或不断合并，成为大社会。在大社会相对稳定之下，法制的作用才会显现。

本书主张的是地理和生物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根本上否定了“人种决定论”，戈宾诺的学说在这本书面前几乎毫无反驳之力。

三、本书思考与批评

现代人需要考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政治、法律、战争，都没有对与错，更没有“假如”。用自然科学去论证人文科学，这可以说是破了天荒。作者对每一个问题的提出，每一个论点的论证都是严谨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是对立的，最起码，自然科学可以做为人文研究的证据支撑。生物和地理学说和社会学看上去格格不入，但是贾雷德确实做到了用生物遗传变化和地理因素去一步步探索人类的脚步，去还原当时历史的全貌。

本书的论证固然有力，每个论点都相当精彩，可难道这本书的理论观点就是完美无缺的吗？

第一，本书确以自然科学的角度去思考社会命运，这种方法新颖，证据有力。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字的发展这两项均在生物学和地理因素的角度下考量而没有正确的人文科学因素和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总是不合理的。太多自然发展过程的叙述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认为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是在自然科学的母体上发育成长的。

第二，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作者在文字和政治制度这两部分的讲述肯定不会让众多社会学家信服，近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或许会让一众学者发文批判。

第三，本书将公元1500年作为历史的界限，对史前史、部落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有相当系统的理论，但是对于1500年后，资本主义大扩张，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兴起等均没有详细的说法，也就是说没有直接回答耶利的问题——货物的方向为何不是反的。

而本书的起点，细想会让人发笑，贾雷德教授因为一位酋长的问题去付出毕生心血去研究，他从未细想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耶利的问题是建立在对自己民族落后的承认的前提上，不平等的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现如今的不平等，岂不是人人接受了本就应该不平等的思想而在声讨不平等的地位呢？

以平等之名行不平等之实有很多形式，很多暴行都是以平等主义的名义实施的。例如战争、不平等的立法和公权力下对法律的扭曲。人类自产生以来，尤其是私有制的出现，就决定了人类社会是不平等的。而就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乌托邦”长时间内还不会出现，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法律、政府乃至暴力机关总是会起到适当或不适当的作用，并维持着人类社会的秩序，让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恰当的生存下去的理由。从微观上看，社会中总是有穷富之分，而富人总比穷人的数量少，若这些人的起点相同，那么最终有人拥有了更多的财产，是富人更贪婪的结果吗？若不是他更加贪婪，又是何种原因使得他控制更大的财富？这恐怕用生物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从倡导法制者的视野看，在契约最开始实行时，契约的作用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秩序。秩序，不是平等的发言者，而是不平等的借口。

四、世界秩序如何重建

（一）等级文明的运动过程

传统观念中的文明是用等级衡量的，但是等级划分没有做出统一标准，其等级划分方法是分散的。普遍来看，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是否先进，对科技力量的掌握是否深刻，控制的能量的大小这些外在“物化”的因素，是确定一个国家文明等级的基础。当欧洲国家实现对非洲、美洲、亚洲等地区的资源占有时，总是被冠以“文明对野蛮”的胜利，但历史从未说明这种行为文明与否。

在文明程度与资源分配挂钩时，世界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文明程度权力大小与成正相关，权力大小与资源分配成正相关。这种秩序是在生产力不均衡的力量下形成的，是外力支配下建立的秩序，它保护了世界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态，也规定了不同文明对世界话语权的掌握程度和这个秩序下新规则的制定。在世界不平等的同时，也使得世界秩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

秩序的制定者总会偏袒相同文明的一方，于是不平等便造成了秩序破坏。而秩序破坏往往是在秩序的内部发生，由被认为文明等级较低的一方发起，其目的是为了秩序的改变或重建，重新确定文明等级，从而重新实现资源分配。

（二）促进平等化的秩序建立

一个新的秩序在运行当中是稳定的，运行中的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一旦到达一个极值，就会产生破坏，局部的调整使得秩序会在阵痛中继续运行并趋向合理，全面的改动会使整个秩序变化，并在破坏一个秩序中所有主体的利益基础上重新建构。如何使得秩序不被破坏，使得主体利益不被影响，并实现分配资源的合理分配，是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命题。

秩序的开头在于文明等级。有了不同等级的文明，就会有不同等级的秩序，也就有不同等级的资源分配。故消除文明的不同等级，就会有资源的合理分配。文明平等化需要摒弃以生产方式，科技水平和资源控制的划分标准，并将文明水平与资源分配机制脱钩。世界资源分配的机制需要用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划分。

（三）世界秩序法制化设想

世界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利益分配达到平衡的秩序。倘若生产力高度发达并且个体利益平均的状况可以实现，那样不平等便不会出现。若不可以实现，人类必须要探索一个可以不平等但可以实现相对平衡的，依照世界资源的发展情况的不同做出合理调整的良性秩序。此秩序的运行，要以法律作为运行的依据而非战争和强势。

法律的制定主体是全体秩序主体。此法代表全体秩序主体的共同意志，并保护全体秩序主体的共同利益。人类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代议制可以是立法的方式，整合世界性法律法规，排除强权干扰、利益暗送等不合理形式，形成维系世界平衡的“世界宪法”，其内容涉及气候、环境、战争、人口等重要领域。该法不凌驾于国家内部宪法法律之上，要求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以平等主体身份遵守，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法律的运行则要求建立一个以全世界为范围的“世界法院”，由各国指派特定人员组成，规范“世界宪法”的运行，审查国际行为是否合法，并对违反法律的主体做出惩治措施。“世界法院”要强制世界各国在影响世界的行为中承担义务，关注全球的情况，使得全世界联系为一个整体，拒绝零和博弈。

（五）结语

本文从贾雷德教授的思考出发，探索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在众多学者的思想下考量人类不平等的发展进程，并对世界秩序阐述了认知与设想。人类从有了支配和被支配的意识之后，不平等的程度就日益加大，几千年内在更多的领域内产生了不同的分配机制。现今世界的秩序是建立在为谋取不平等的利益上的，但是在保持平衡的情况下，破坏任何一个秩序也是不明智的，如何形成更加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关乎全世界的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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