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这本书里最最有特色的就是人名了吧，都是人体器官，什么手足肝胆，眉耳鼻舌什么都可以挂一个姓氏就成了一个人的名字。什么王脚，王肝，王胆，什么万心，万足，那就是里面的主人公们了，唯一一个听起来比较好的叫：陈眉，偏偏命运还那么悲惨。
而且这本小说又是说生育的，一下子就想起来当年当年生命最初的形式，那些最为基本的动物，比如蚯蚓还有海蜇什么的随便被撤的乱七八糟的，还剩下身体的一部分就能够繁殖。
繁衍，生命共同的延续。多么重大。
关于中国农村的计划生育，就算没有任何的描画，没有谁家如椽的巨笔千钧的笔墨写下来，我也不会陌生的，因为，那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我就是打那儿走来的。
书里的描写，就算是浸透了鲜血的惨烈，都是真的。生不如死的痛苦都是真的。那些镜头，其实和新闻都是重叠的。
一直到最近还看到一则新闻：一个有孕七八个月的女子被人像囚犯一样的架到了医院，强行要做人流，后面那个一个老人热泪流满了沧桑的面孔，酷天抢地的说：这下我们家可断了根了。
那是政策制造的镜头，是与非，总之泰山又不见得在意蝼蚁的观点，我不想空费议论。
只是我忍不住的想起来了我们小时候的事情，一样的故事，只是演绎的版本不那么相同，本来可以是相同的版本，然而，最终没有，如今去想，却忽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运，因为在另一个版本里-------
小时候我们那里最为赫赫扬扬的人，就是计划生育小分队的，我们听到他们就像是感觉电影里的日本鬼子进村子一样，他们喊着：快一点去结扎，快一点去流产，牵牛，罚款，抓去，而且如果胆敢躲出去的话就扒了屋子，而且是把你们所有邻居都都扒，这样即便你回来，也不会有家了，就算再有本事盖起来自家的屋子，也是被邻居们恨死了的。
后来想起来，那些事情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时候多一点，因为后来一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村子里前屋后院的人都还好好的在这，也并没有谁家的屋子真的被毁掉，而且我记得有跟老公吵架喝药的，有因为儿子不听话寻思的，还有跟人起了争执打起来打的头破血流的，但是真真的是死在这些计划生育小分队手里的，还真的不记得有具体的人。只是每年必定要有几处计划生育小分队的人过来，每次必然是同样的恶台词和戏码，而我们也一样的东躲西藏，一样子沸反盈天，一样子哭天抢天，如今对比一下书里真实的惨烈，到觉得我们村子里真的更像是一处戏码，过后一样子乡里乡亲，一样子春种秋收，而那些东躲西藏中生下来的小孩一样子叫着在计划生育里工作的人叔呀，爷呀，婶子呀之类的。并不见真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刻骨深仇。
我们的小村子，应该属于天高皇帝远那一类的，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那么些人，上边领导知道不知道有我们那个地方都难说，政策也是执行的，不过也不见得有人验收就执行到什么地步了。
而我们的干部，似乎也并不莫言书里的万姑姑有觉悟。
有时候自然的也有上级领导过来，大概是我们那里总是完不成目标吧，领导们过来了，如果有眼有珠的话自然也会看到那些满地乱滚的小孩，自然就不满意。我们的村干部自然也就苦着脸诉苦，说：这个怎么办呢？死都要生，总是不能一尸两命的吧。
领导其实也是斩钉截铁的说：那也要执行国策呀！
可是我们村子的人文化水平真的不高，大概对“国”这个字还能凑合，“策”这个书面用语根本就不懂，又不好问的，就不懂装懂，就叹气：那是作孽呀，啥策也不能作孽呀，然后就叹气，长长的调子：造报应呀。
领导们跟我们村子的人沟通就很需要耐心，更何况还要贯彻国策，贯彻上一阵子，你知道时间是不等人的，然后就要去吃饭了，然后：人是铁饭是钢，那么就只好去吃饭了。然后吃好了饭，村子那么小，根本就没有地方去，只好回去了，下一次来，自然又是这样了。
后来想想，像我们那些落后的地方一定就是后来报纸上说的，落后的地方，愚昧到无可救药，穷死也活该的人。也许吧，可我还是觉得比让人去演绎那些生死难堪的镜头好些，比把一个怀孕的女子追得没有地方逃跑好些，比母子两个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死去好些，虽然那些镜头也是谁也不想的。
我还记得有人去我们家罚钱，在我家小妹出生之后，来人对我妈说：嫂子，这你家不罚钱不行呀。妈说：钱这会儿真的没有了，粮食收回来了还没有卖怎么会有钱呢？然后两个人竟然像是商量一样，说可从我们家拿什么好？后来还是我妈提议，说：要不把收音机拿去吧，又容易拿，而且还是新的，硬该能交差。来人还踌躇了一下，说：这个收音机，我们这里都没有，万一给你么弄坏了。最后实在也没有别的东西拿，就只好拿了，后来我们就辛苦的凑罚款，后来凑够了，再把我们的收音机赎回来。也有罚了以后收回来是废品的时候。但总体感觉不管是干部和村民一起想办法把外面强加的人物完成到交代过去就行了。
也许是因为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所以也不觉得什么。如果我们那块地方大恶鳏寡孤独都不被看见，如果国家的那些照顾孤寡老人的政策到我们那儿也就无影无踪，如果我们那儿上岗都要用钱买，如果我们邻居打工的钱被人骗了，如果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人会知道，那么我们那块地方多生了违反国策的小孩，没有人知道是多么的自然呀。
其实，后来我走出了家，看见城市里一个家庭真的只有一个孩子这件事，我还真的有点吃惊了一下，因为我一直都以为那只是一个口号来着，就像是减轻农民负担呀，不要拖欠农民工工资呀，人民法院为人民做主呀，那不就是书里的口号吗？怎么-----还是真的呀？怎么真的说要一个孩子就真的只能一个孩子呀。
后来，自然的也有人奇怪的问我：你怎么会有弟弟妹妹呢？
可是我怎么回答呀，如果我们的邻居们，前村后店每家都是有三四个小孩，我爸爸妈妈要是只要一个那在我们那里才算个性呢，以我对我爹妈的理解，他们并不是很有胆量个性的人，他们就入了那个村随了那个大流而已呀。
而且，就实话说，难道孩子多是真的是观念落后吗？如果你去请教一下真的有识之士，如果你知道那些富人不懂得穷人的心理学。如果你肯想一想，那怕只是能想到农活上，不要那么多孩子怎么办呢？要知道只是多了一些半大的孩子，一个家里就不用雇劳力，一群孩子玩在一起，大孩子自然的照顾小孩子，那么也不用请保姆。这么多年，关于计划生育的贯彻不利，总是说那是因为农民观念落后，其实农民一般情况下，连一个观念都不见得有，即便有，也真的不见得真的那么坚持，他们那么坚持要孩子，是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要的，也是唯一的能让苦难的生活有一点转变的契机，如果不去解决这些根本的问题，即便是铁证如山的扣死了他们愚昧，那与事又会有什么改观呢？要知道，考虑着怎么才能活下去的人是不见得能顾得上太多理论的。
我并不知道这本《蛙》是怎么翻译出去的，也不知道那些国际人士是不是能看懂，我所接触的外国人一般情况下总是尊重别国决定的，知道是这样的就行了，所以一般奇怪一下我们这些有弟弟妹妹的，找个理由解释一下就偶看ok了。
然而还是有一次，一个善良的外国太太对我说：我怀孕了，一家人都很高兴，然而我的阿姨，她也怀孕了，然而她特别的害怕，一天请求我可以不可以让她在我家多呆一天。看着她那么害怕，我觉得很悲伤，我第一次知道，怀孕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宝宝这件事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对于这样的谈话，我总是无言。
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在我们这里，好事不见得真是好事，坏事也未必一定是坏事。最主要的是，不管是那种事情都不是么简单的。
比如，我们一直都觉得盗版这件事罪不可赎，口诛笔伐的。可是，盗版这件事情真的是只怪没有良心的书商吗？或者说解决的方法是只要盗版的书商们有了良心，那么一切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从小，我看过的《在人间》《羊脂球》《野性的呼唤》倪匡的科幻都是盗版了呀，后来一直到我去了西安，在汉唐书城里才看差不多是第一次看到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有正版了，一直到了上海的书城，才只看到倪匡的小说还有正版的，想想看要是没有盗版，那么这些书就要迟上十年与我相见，那还能是一样的吗？
以前，我一直觉得上有政策下游对策实在是中国落后的象征，是法律不健全的见证，是陋习。可是如果不是这一条陋习，我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就有可能不存在，我的无忧无虑四处疯玩的童年会失去多少风采呢不？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分出一个是非对错，就像当初的印第安人那么惨无人道的祭祀，却也是那样的陋习保留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像是如今那些要被扶贫，那样子落后的山区反而留下了一下青山绿水。
那些固执的落后和愚昧里，似乎也用同样的固执留下了一些温情，让一些不管是什么定义的什么执行起来都不至于冰冷到不近人情。就算有一些错误留下的后果只怕也有一些缓冲的余地。
这些所有的好与不好与不可辨明与相互混淆，我还是想积极一点，所以我想把这些叫做中国的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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